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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在这里

走读晋南(二)

从尧陵出来,我们直驱襄汾县陶寺村。陶寺遗址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 1984年,王文清先生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正式揭露出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前2150年之间。

在一个大坡地上,我们发现了考古队正在一个探方内工作。考古学家冯九生正在清理出土的陶片,有一些陶片上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这个探方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中原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发现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和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复原了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由自东北方向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3《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最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

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是一个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4考古工作者1975年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园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西周成王桐叶封弟,把弟弟叔虞封到唐地(即古唐国)。周成王嘱咐弟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用夏朝的制度治理华夏旧族,尊重戎狄的风俗旧例。叔虞之子给国号为“晋”。

1952年, 考古学家在侯马发现了东周文化遗址,经过七次大规模挖掘,确认了侯马晋国遗址。

可惜的是,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与晋国失之交臂。他们先后到了浮山县和翼城县,沿途搜集了一些陶片。他们又花了一整天时间,从翼城到了曲沃,然后又到了绛州(即如今的新绛县)。汾河在此向西流去。他们逛了各式各样的古董铺子,想了解这一带出土文物的种类,事实证明,不可能从商人那里得到有利于考古工作的帮助。他们又返回到曲沃。一去一回,李济“穿越”晋国,去时走的是侯马北边的一条大道,回来时走到是南边的一条小路,与翼城天马─曲沃曲村晋侯遗址,擦肩而过。

我们真是幸运,搭曲沃文物局局长孙永和的便车,有机会去参观正在兴建中的晋国博物馆。工人们正在清冷的风中忙乎。从已经建起的主干可以想象这个博物馆极为宏伟。1992年,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晋侯和夫人9代共19座大墓和大量的陪葬墓,出土了个性鲜明的青铜器和数以万计的玉器。几天后我们有机会在山西博物院欣赏那些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真可谓精美绝伦,展示出晋的强盛国力和昂扬气质。有些出土文物还可以补足史料的不足。8号墓出土了晋侯稣钟,16件钟上凿刻了铭文355字,记载晋侯协助周天子出征获胜受赏,此事史籍上并无记载。孙局长告诉我们,陪祀的车马坑遗址将会有一个专门的保护厅。那可是现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

在原遗址上复建的观象台
炊具陶片上尚有烟灰痕迹呢
晋国博物馆正在建设中
3王晓毅:《从<尚书·尧典>看唐尧时代的天文观》,《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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