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作者常常有种种出人意表的描写，似乎删节之后，不影响小说意旨分毫，全是他兴致所至。第十回开首，西门庆看见武松凶神恶煞直奔狮子街酒楼而来，溜到后楼跳下楼窗，趴伏在人家院子里。正是行医的胡老人家，不料胡家的大胖丫头走到厕所里净手，“撅着大屁股，猛可见一个汉子扒伏在院墙下”，这个有一个大屁股的大胖丫头，急慌慌走出来，大叫“有贼”。

作者原可以直写西门庆从后楼开溜，然后回家去了，于故事进展并无半点拖滞。劈空而来的这个大胖丫头其实还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男主角的心理感受。无论如何，一个突然出现撅着的大屁股，还是让西门庆看到武松奔酒楼而来的心惊之后，紧接着又受到一个算不上大的惊吓。但展眼他便回家和金莲细说，“二人拍手喜笑，以为除了祸患”，甫惊恐万分，尔后便开始得意嬉笑，于人性之幽微刻画，让人无所置断。亦让人回想上一回回目，“西门庆偷娶潘金莲”，他们自以为得计，实则“那条街上，远近人家无一人不知此事”。

读书人看到这大胖屁股，亦忍不住为之一笑，偏偏有此等巧事。看似无意义无价值的生活细节，恰是故事内在的肌理、血肉。 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成了西门庆内心世界的展现之一。在貌似结构松散的小说里，作者以此等细枝末节穷研人物，获得一种“偶在性美感”；亦且将小说在结构上的连续性，建筑在读者对故事主要人物复杂个性的不断加深的认识上，这正是十九世纪西方小说家的艺术手法。

西门庆固然不像西方现代小说里的主人公，因情境的不同，性格逐渐趋于成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经作者之手，插入种种看似无用的生活细节，多角度地展示着这个人物内在的丰瞻，亦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纵深感。在以往的中国小说里，人物甫出场，他所有的性格便已呈现，从此固定了，只能依照作者为他划定的轨迹行事。读者很难看到他逾越作者的雷池，少了多少惊喜。

这一回收拾武松，过到李瓶儿处，文字如行云似流水，自然舒卷。而李瓶儿亦有一个“好白屁股儿”，在第二十七回里很受了西门庆的一通赞美。正是在李瓶儿这里，西门庆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横恣深刻，在泼皮、无赖、浪荡、凶狠之外，有了令人怜惜的温情的软弱。

  金瓶里的荡笔或闲笔在第六十八回里，有妙到极处的展现。我抄下来与读者诸君同看：

 玳安走到铺子里问陈敬济，敬济道：“问他做甚么？”玳安道：“谁知他做甚么，猛可教我抓寻他去。”敬济道：“出了东大街一直往南去，过了同仁桥牌坊转过往东，打王家巷进去，半中腰里有个发放巡捕的厅儿，对门有个石桥儿，转过石桥儿，紧靠着个姑姑庵儿，旁边有个小胡同儿，进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铺隔壁上坡儿，有双扇红对门儿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妈，他就出来答应你。”玳安听了说道：“再没有？小炉匠跟着行香的走──琐碎一浪荡。你再说一遍我听，只怕我忘了。”那陈敬济又说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儿！等我骑了马去。”一面牵出大白马来骑上，打了一鞭，那马咆哮跳跃，一直去了。出了东大街迳往南，过同仁桥牌坊，由王家巷进去，果然中间有个巡捕厅儿，对门亦是座破石桥儿，里首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往西小胡同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儿，门首只见一个妈妈晒马粪。玳安在马上就问：“老妈妈，这里有个说媒的文嫂儿？”那妈妈道：“这隔壁对门儿就是。”

这一段粗看有些繁琐。西门庆吩咐玳安去寻文嫂，要勾搭林太太，因文嫂给西门大姐保媒，所以不认路的玳安去找陈敬济打探。明明敬济已经把路径细细描述了一番，偏要细写玳安一路寻来。只是更细致了些，敬济口中的石桥儿、姑姑庵，豆腐铺皆具象为“破石桥儿”，“里首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儿”，门首一个老妈妈在晒马粪。索性写玳安按言行来，岂不省事？

 这段文字令我想到《红楼梦》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耻情自刎，柳湘莲恍惚之中被带到新房，已死的尤三姐前来一会， 睁眼看时，却是在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那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竟然悟了，斩断烦恼丝出家去了。晒马粪的老妈妈，和捕虱子的跏腿道士，入世与出世，似乎有某种奇妙的联系。金瓶不惮繁复，一一写来；愚痴众生，在这样一个破败的所在，浑然忘机。文嫂的嫉妒心（媒人薛嫂和老冯经常出入西门家），她和玳安富有色情意味的风言风语，都有了一种此系何方我系何人的广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