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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悲声唱到老

1704年六月,洪昇从南京乘船返回杭州,行至乌镇,赴宴归来。此番在南京的雅集果真是繁华排场,名动士林。江宁织造曹寅邀得江南江北一班儿名士,搬演《长生殿》三日三夜。洪昇独居上座,他与曹寅面前各自放着一本《长生殿》曲谱,优伶们唱一曲,他们便对着本子检验。“猛想着旧欢娱,止不住泪痕交”,唐明皇夜雨闻铃,余音袅袅。洪昇醉意更浓,跌跌撞撞走向行舟,竟然一脚踩空,落入水中。船家大声呼救,一阵东风吹过,船里蜡烛尽灭。这位落拓半生、穷愁困顿的剧作家就此溺水而死。

数年后,老友徐逢吉前去探望洪昇故居,此时洪家妻子离散,宅第已成废屋,鸟雀栖息,草木茂密。然而此后数百年来,歌场舞榭总少不了《长生殿》传奇。

 

一.

康熙二十七年(1688),国子监生洪昇完成了剧作《长生殿》。这是他用十余年时间、三易其稿的心血之作。约在1673年,洪昇与朋友在杭州皋园,谈及历史上的盛世开元天宝年间故事,感触颇深,于是写了《沉香亭》,写李白的际遇;1769年又作《舞霓裳》,写李泌辅佐唐肃宗中兴之事。时隔十余年后,洪昇再次修改,着力点放在唐明皇和杨贵妇的“钗盒情缘”,取名《长生殿》。

洪昇可说是遗民二代。他1645年生于杭州的世家巨族,在清王朝的逐步稳固中长大。明朝亡国之后,东南的汉族精英,大都选择自我放逐,拒绝与异族政权合作。然而遗民不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身份,他们的子弟则选择科举出仕,便是著名的反对者顾炎武,他七个甥侄有五人考取了进士。时间加深了遗民们的犹豫和动摇。1678年,康熙十七年,朝廷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各地举荐一百八十余位学者,其中,包括傅山、朱彝尊、潘耒这样坚守遗民立场的读书人。正式考试在次年三月举行。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被要求作一赋一诗,诗和赋的题目都饱含深意,要求这些汉族精英承认清朝受命于天,并称颂当今皇帝。

这是清朝统治者由武功转向文治的标志性事件。皇帝意识到是时候收编、或芟除那些明朝的遗民野逸,这事关新政权的“文化安全”。此次意义重大的特科考试,五十名上榜者,二十六名来自江南(安徽、江苏二省),十四名来自浙江,三名来自江西,南方文人占了大部分。除了说明江南文化水准高之外,亦是康熙拉拢江南士绅的缘故。此外,康熙严禁文人结社讲学,借助科场案和文字狱肃清文化异端。

数十年来,南方文人对清朝屠杀的记忆惨痛而深重。多年后,洪昇在自己的生日回忆母亲在兵荒马乱中逃出杭州城,在一个破屋里生下了他,“板扉作床席作门”,无衣无食,也没有奶水给他吃。在洪昇的成长过程中,他亦数次目睹、经历身边人,被牵连到大案中被打击迫害。1658年,他的表丈钱开宗、江南秋闱的副主考被杀,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同年苏州剧作家尤侗作传奇《钧天乐》,抨击科举制度之弊,被当局认为是影射之作,苏州演出的伶人全被抓捕、拷打。1663年“明史案”中,洪昇的师友陆繁弨和陆寅、涉案人陆圻的侄子和儿子亦可谓九死一生。

兴亡梦幻,悲伤感叹,这些是像洪昇一样众多遗民二代的生命底色。然而他毕竟是在新朝长大,何况出仕不仅能带来物质利益,也符合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二十四岁那年,他怀着美好的远景来到京城国子监,作了一个太学生。次年洪昇还写了三首颂圣之作,“儒生一何幸,得问圣躬劳”,为自己在太学见到皇帝而受宠若惊。不过,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尽管有外祖父、吏部尚书黄机和老师王士祯这样的显贵和名士支持,洪昇还是未能青云直上,反倒做了二十年的国子监生。写诗谱曲,浪游四方,所谓“伤心作客三千里,屈指依人二十秋”,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皆随眼界而增加,他没有去做一个御用文人,却终于在1688年写出了洋溢着兴亡之感的传奇《长生殿》。

在剧作例言里,洪昇交待他的题材来源主要是白居易作于806年的《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他决心削去“史家秽语”,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李、杨的恋爱情缘和生离死别。这部五十出的戏剧里,前一半他刻意描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感情发展和被迫中断,后一半则堪称是老皇帝的忏情录,在衰老和惆怅中反复咀嚼无可弥补的缺憾。恰如洪昇在《长生殿·序》中说,他所描绘的是一个“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过程,在表面的爱情故事之下,他其实是在反思权力和财富,在思考清初士大夫文人不断追问的问题——“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

数十年人生阅历,融合于清初弥漫于士林的历史反思大潮,使这个故事获得了历史与时代个性的内涵与品质。洪昇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用虚笔、反笔、侧笔、闲笔,借李、杨二人的生死深情,书写亡国的沉痛,和文化毁灭带来的幻灭感。

 

二.

这部剧作上演后,京师梨园子弟争相搬演,唱得好的伶人身价倍增。洪昇亦可谓声名鹊起。翌年八月,洪昇请一班儿朝野朋友在家中观看此剧,被给事中黄六鸿检举,认为他们在国丧期间(佟皇后于上月去世)观看戏剧属“大不敬”。于是,洪昇被革去国学生籍,一同观剧的官员朱典、刚中进士的赵执信被革职,文士査嗣琏(此案后改名慎行)、陈奕培被革去国学生籍。一群俊才文士“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起案子背后,是大学士明珠为首的满族(北党)和徐乾学、高士奇为代表的南方汉族官僚(南党)长期互相倾轧的结果。二十余年俯仰随人,洪昇希望藉此可以进入江南文士集团,取得仕途功名。于是在《长生殿》声名大噪后,向刑部尚书徐乾学献诗,诗中追悔自己不曾早早依附徐,而布衣至今。1689年春天又写诗给高士奇,请教这位同乡,自己该留在京城,还是早归故里。这不过是一位穷途末路的士子的最后一搏,孰料竟然成为康熙敲山震虎的一次机会。与前后历次文字狱相比,这次案子的处理堪称宽大。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南党”高士奇、陈元龙、徐乾学等都被弹劾揽事招摇、或收贿纳馈革职,回原籍休息。

当然,《长生殿》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和亡国沉痛,尤其是《骂贼》一出,乐工雷海青骂安禄山“泼腥膻莽将龙座渰”,骂降官们贼狗男没廉耻;《弹词》中乐工李龟年“遗老泣斜阳”,弹唱兴亡梦幻,表达无限深沉的故国情思,这定会招致朝廷侧目。道光年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便说康熙“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如此看来,洪昇之得罪,倒也其来有自。

事实上,本朝初始,便发布“限娱令”,严禁创作、搬演不利其统治的戏曲作品。《大清律》规定,“不许妆粉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违者仗一百”。乾隆时还有一道口谕,命令历任两淮盐政和浙江巡抚的伊龄阿,查访苏州、扬州等地明末国初、南宋金朝题材的词曲、剧本,要“不动声色”查出原本,删改抽彻,然后呈递御览。

此外,顾炎武等清初大儒,反思大明王朝覆灭的缘由,也归咎于晚明偏离儒家正统的学术风气,以及标新立异自由而充满创意的城市文化,指斥文化上的多元动摇了国之根本。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的政治与思想体系,已经无力应付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挑战。于是文化多元成了替罪羊,正统儒家学者与满族皇帝合力夹击晚明以来流行的戏曲、话本小说。严格的文化管束下,晚明以来的文化氛围逐渐发生改变。

 

三.

1691年秋天,在京城淹留两年后,洪昇终于带着妻子举家返乡。在《北发有感》的诗中,他痛彻地数说自己失败的一生:人到中年,非商非宦,妻冻儿饥,白头夜哭。《长生殿》一案也连累了朋友,给他们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亦是洪昇心中永远的憾痛。査嗣琏此案后改名慎行,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原本亲密的朋友也疏远了。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三年间,他依然是一个贫困的布衣。他的朋友写诗感慨,读了汗牛充栋的书,却免不了饥与寒。

只不过,他依然纵情声色,少不了朋友和酒。1697年,当洪昇到访苏州时,八十岁的老剧作家尤侗为《长生殿》写序,说他“解衣箕踞,纵饮如故”。可以想象,洪昇此时颇有魏晋人物的风致。

此时,另一位剧作家孔尚任正在为自己划时代的剧作《桃花扇》阅读史料,走访实地。1699年,在《长生殿》诞生十年之后,《桃花扇》脱稿。此后,京城搬演《桃花扇》“岁无虚日”。两部昆腔传奇先后问世,轰动全国,“勾栏争唱孔洪词”。

和洪昇一样,孔尚任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悲欢,探讨国家兴亡。在剧作的最后一出,一个南明的遗民,成了栖霞山中卖柴的樵夫,他途径故国山河,回忆往昔繁华靡丽,如今空余一梦,“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最后,“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以一个永恒的悲歌收束了全篇。

1700年,刚刚升任户部员外郎的孔尚任,到底被寻了一个事由革职。研究者们认为,这与《桃花扇》脱不了干系。两年后他回到曲阜老家,在诗酒和孤独中度过了余生。

洪昇与孔尚任具备如此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把他们对权力与财富的感悟、对体制与观念的反思,以时代的流行娱乐形式——昆曲传达给民众。在以后的三百年来,《长生殿》、《桃花扇》无论是舞台剧目,还是作为文学读本,总会令受众在绵绵惆怅中,在历史中反观品味时代的悲哀。

晚清写《孽海花》的曾朴曾说:“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王国维先生亦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但文人的这个权力,却真的不是风月闲谈、阿谀颂圣可以获得的,他必须深刻地呈现包括他在内的时代心灵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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