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汉子伫立路旁，怀里揣着那份关系全县人生死的诉状，紧盯着南边的官道。动身之前，有人指点他们，巡游江南之后，皇帝将经过此地折返京城。尽管此前在戏文里见过“告御状”的场景，他们还是分外紧张，这可是直接面对皇帝的一次上访。

这是1757年的农历四月出头。毕竟皇帝游览江南美景之后可能心情大好，会有耐心倾听小民的冤屈。再说，皇帝两次南巡，不都是说要“周察民隐”，访问“闾阎疾苦”么？当然，告御状并非易事。兵部官员和地方大员会率兵丁在经过州县稽查清道。出于私心，地方官对此更加卖力，倘若截访不力，被那些不知好歹的刁民告上一状，即便不丢官降职，惊扰圣心，也有碍今后仕途。于是，四十名捕役随时警戒，佩带锁链，凡有“冒昧投词”，“琐屑细事叩渎天阍”，或是好名虚浮之人“鄙俚诗文进呈”，或“僧尼求赐寺名”，一概以“冲突仪仗”缉拿。（《南巡差案章程》）

当皇帝的銮驾在侍卫们簇拥之下终于出现在徐州官道上时，两个汉子冲上前来，跪在路中高举诉状大声喊冤。捕役和侍卫们立刻围住这两人。两人既害怕又高兴，这御状算是告成了。

他们的诉状被转呈给乾隆皇帝。览阅之后，乾隆颇感不快。这两人名叫张钦、爱鹤年，是河南夏邑县人。在诉状里，他们告本县父母官孙默赈灾不力，草菅人命，乾隆随即把两人交给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审问。銮驾继续行进至山东邹县，皇帝要去亚圣庙拈香祭拜。本朝竭力倡导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乾隆认为，汉人气数已尽，中国法统道统尽归于爱新觉罗氏。事实上，自从即位以来，他励精图治，把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治理得四海升平，倘若孔孟复生，也当叹为尧舜，这加深了他的“盛世完美主义情结”，对任何言及盛世的缺失生出本能的反感。

偏偏就在前往亚圣庙途中，又有一个百姓刘元德拦路告状，偏偏又是一个夏邑人状告县令赈灾弄虚作假，乞求皇帝给夏邑另派一位爱民的好官。震怒之余，乾隆极为敏感地想起了一个人，会不会他就是这两起告状人背后的指使者呢？

此时，另一位夏邑人彭家屏也正在行营之中。他是康熙六十年的进士，担任过数省的布政使（掌管民政、田赋和户籍）。两年前，他以江苏布政使的身份病退，回到家乡养病。一月下旬，他以在籍官员的身份前往山东接驾，没想到竟然被卷入了一场弥天大祸。

君臣相见，当乾隆询问上年秋天黄河决口，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灾情如何，彭家屏便据他所见所闻，奏明皇帝，夏邑、永城两县灾情委实严重。对此，乾隆的反应是彭家屏“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稍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亦来接驾，乾隆便询问他灾情如何，图尔炳阿却奏对“并不成灾”。于是，乾隆下旨命令图尔炳阿带着彭家屏一同前去查勘灾情。很快，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上奏灾情，指出夏邑灾情特别严重。而图尔炳阿二月初回奏，夏邑只有一两块低地积水，其余皆有六七分收成，所以不必赈灾，酌情借粜接济足以应付。很明显，乾隆此时已经晓得河南巡抚说的是假话。不过，他也仅仅在二月初九日降旨，让他勘明积水的地有多少，赈灾一月。

二．

一桩平淡无奇的赈灾案似乎宣告终结。但当乾隆到徐州巡视河工时，陡然间波澜再起。他发现当地的贫民个个面容枯樵形体瘦削，这才想到与之接壤的夏邑等县，大概情况相似，于是密令随行的步军统领观音保前去微服私访。

就在此时，从徐州返回的路上，碰到张钦告御状，紧接着在山东刘元德再次呈控夏邑县令。乾隆不由得怀疑这一切，皆是彭家屏指使。他亲自讯问刘元德，刘供出是本县的生员段昌绪主使，武生刘东震提供了告御状的信息和盘缠。而随后观音保的密访结果令乾隆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河南这四个县连年欠收，受灾之地积水无法下种，百姓穷困不堪只好卖儿卖女，只需数百文钱便可买到两个男孩。

权衡再三，乾隆决定既要整饬吏治，也要端正民风。四月十八日，他下令把图尔炳阿革职，让他自备盘缠前往乌里雅素台军营效力，以此赎罪，并作为对地方官“讳灾”的警告，夏邑、永城两县的知县也被革职拿问。同时，他命山东巡抚严审刘元德、段昌绪和刘东震，“不可因有旨将巡抚、知县俱行革职，而于逞奸滋事之徒遂有意姑息，致长刁风也”。四月十九日，他又下旨免除了四县历年积欠的钱粮银谷。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案情急转直下。

原告刘元德此前已被侍卫成林带往夏邑，令图尔炳阿会审。四月二十日，乾隆接到成林奏报，当提审段昌绪时，段拒绝前来。被革职的县令孙默于是亲自前去段家查拿，居然在段的卧室里发现了八十余年前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吴三桂在檄文里以明朝遗臣的口吻，痛诋满清入关以来的暴行，并祭起夷夏之辨的大旗，满清“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时隔八十多年后，乾隆仍然气愤难忍。“国家抚临中夏百有余年，薄海生民世受渥泽，无论我列祖列宗，厚德深仁，自古未有”；他自己则勤政爱民，一旦听闻夏邑水旱灾害，免除税赋不说，还赈灾济贫。如今段昌绪不但私藏恶毒的伪檄，居然在其上点评赞赏。如此心心念念爱养百姓，却落得如此下场，皇帝说，自己实在感到寒心；转念又想，夏邑县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发生灾害，不正是自招的吗。他庆幸观音保在刘元德告御状之后方回，否则他可能不会深究刘元德，这样的悖逆大罪便也无从揭发。

由此可见，也许在乾隆内心深处，他的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征服者带来了百年的太平，如今更属汉唐宋以来的盛世，这些足以消除当初夺取天下的血腥味道，他问道，海内缙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这些存心歹毒散发着阴谋气息的反书？

于是，两天之前被革职的图尔炳阿又立了大功，相比而言，瞒报灾情不过是小小的罪行，他继续留任河南巡抚。在皇帝眼中，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仍留夏邑原任，永城知县也随之留任。

乾隆命令图尔炳阿和直隶总督方观承继续追查檄文的来历，从何处抄来，还有何处收存，矛头直指彭家屏。

如今看来，此案疑点甚多。首先，查案之人却是被告，图尔炳阿和孙默能否起死回生，端赖此案进展， 如今果真柳暗花明 ；其次，在种族矛盾已经消隐的时期，段昌绪的评点显得太过大胆而值得怀疑，“彼夷君无道，奸邪高涨，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试想，经过康雍两朝惨烈的文字狱，一个居住在中原的秀才会写下如此直白、掉脑袋的“反动言论”吗？

反正，如今原告和被告身份完全颠倒了。

三．

图尔炳阿再接再厉，很快他和方观承向乾隆报告，不出他所料，彭家屏回到家乡，果然四处宣扬皇帝听了他的陈奏，才赈济夏邑。该县刁棍刘元德和开粮食铺的商人司为政于是合谋告御状，意欲名利双收。于是，两人请夏邑讼棍段仓绪（即前所供之段昌绪）口述，由武生刘纪代写。司为政又去与亲戚监生彭型商议，彭建议不告官，只告地方灾欠，大小官员自然牵连在内，堪为不告之告。司请段改写后，又问明状纸格式，请武生刘东震的儿子刘凤祥缮写，刘东震还出了路费。司为政则和另外一个生员李驾龙改写誊清，收取了一些百姓的钱，一起前往徐州，路上听到张钦和刘元德被拿，两人便返回夏邑。据彭型供词，他的叔叔彭家屏对刘元德等告御状是知晓的。至于吴三桂檄文，经查是段仓绪从司存存处抄来，而司存存则抄自司淑信家，最后追查到已故的郭芳寻家。他们对一干人犯严刑拷问，并查问与段、司二人来往较多的朋友，发现并没有别的人传抄，故而伪檄可能只限于极小的范围。

乾隆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两位大员未免过于敷衍，“尔等不无将就了事之意”，命方观承亲自带人犯进京审讯。此外，他仍觉得彭家屏是重要线索，或许从他身上可以追查到伪檄来历。于是彭家屏被押送京城，图尔炳阿奉命查抄彭家，务必找到彭的反叛证据。

到了京城，彭家屏坚称自己没有看过什么檄文。数次审讯之后，他承认家中藏有几部明末野史，但自己不曾翻阅过。乾隆自然难以相信，既然你没看过，如何晓得不该留；既然晓得不该留，又如何藏匿下来？在皇帝强大的逻辑下，彭家屏在劫难逃，被革职拿问。

令乾隆失望的是，在彭家并未搜查出任何悖逆书籍。彭家屏的儿子供认，因为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均因文字获罪，心中害怕，就烧毁了父亲的往来书信；听说段仓绪家搜出抄本明书后，又把家中所有的明书和可能有问题的书籍全部焚毁了。

于是，彭家屏先被判斩立决，因所藏之书已焚毁，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他的儿子同罪，家产被没收后分赏夏邑的贫民。

乾隆在六月初七发出的上谕里，指责彭家屏一向性情阴鸷，乖张自用，所以尽管他资历深厚，也未予以重任。此外，他斥责彭不过是李卫门下一走狗，常常诋毁鄂尔泰父子，隐隐透出朝廷的派系之争。乾隆还把传统上对劣绅的指责加诸彭家屏身上，说他“拥有厚赀，田连阡陌，而为富不仁，凌虐细民，乡里侧目”。

然而，图尔炳阿在彭家搜查了三天，仍未查出有私藏的明史。于是上奏搜查出彭家族谱，取名《大彭统记》，甚为狂妄。意外的是，彭家的家产实在称不上有多丰厚：玉玩器一百多件，全家衣物七百余件，字画手卷八十余卷，而家里现银只有一千余两。负责搜查彭家的河南布政使刘慥，实在无法相信这是做过几任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的家底，再三审问彭家的管家，也查不出有转移的财产。

自然，乾隆绝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误。他下令新上任的河南巡抚把彭家族谱呈递到京，亲自为之编织罪名。其一，族谱里说大彭得姓，始于黄帝，乾隆便斥责彭家屏自居帝王苗裔，是何居心？其二，以“大彭统记”命名，不是与历朝国号相类吗？其三，书中凡遇乾隆御名，都不缺笔，足见目无君上。

至此，这个案子已经演变成乾隆成了唯一的原告。如此下来，彭家屏负恩狂悖，已是“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于是，乾隆“从宽”赐他在狱中自尽，并命令销毁刻印的彭家族谱和原版。而段仓绪早已被判斩立决，司存存和司淑信斩监候，秋后处决。起他涉案人员，有功名的被褫革，各杖一百，徒三年，总算是捡回了性命。乾隆动辄说爱养百姓，不曾想到他的王朝是依赖民众所缴纳的赋税运转这一层；而民众有任何不满，都会被视为意图不轨的刁民，或者是不明真相的愚昧之徒。专制制度下皇帝与民众的不正常关系，使一桩检举地方官员贪墨、行政不作为的案件，最终成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冤狱。

如此说来，即便是眼前的所谓盛世，也无法改变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缺乏安全感这一深层隐忧，更难以打破权力幻象——对知识精英神经过度敏感，任何异议都会掀起巨浪狂涛。

注：

史料来源：《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私藏禁书案史料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