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做个假设：如果梅贻琦先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身为一位大学校长，他将如何管理一所大学？该大学过于趋于意识形态化，或趋于时尚，而且时常过于明显地被官僚习惯所影响。或者换个说法，作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将如何在追求数量的时代里，造就有质量的人？为了解答这个虚拟问题，有必要整理一下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念。

他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实用的，同时又是超越实用的。他所定下的清华大学教育方针，可谓简洁之至，即“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与此关联的是，他很看重学校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在他看来，假若学生没有用途，于学校是很大的损失；于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伤，是一件极悲惨的事。（《校庆增刊》1932.4.29）只要梅校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会是21世纪一位交口赞誉的好校长。

 不过，梅贻琦先生没有在此止步。1927年，他在赠别即将留美的学生时说，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着科学家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才能对于美国的事物得到允当的了解。这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总结为：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虽是说治学态度，实则是要学生需有对“真”的尊崇、对“善”的信守。这可说是西方教育的传统。即如苏格拉底训练年轻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否则，苏氏认为，让年轻人能力杰出而不具备尊崇与节制，简直就是向他们灌输有害的东西。

更进一步，在梅先生看来，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在个人修己，进而与社会相生相育。（《清华学报》1941.4）此点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都是相通的。西方大学教育的本源在古希腊的人生哲学，追求“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儒家传统里则说，学问的最大精神，是在“明明德”、“新民”。一句话，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在“立人”。

了悟教育的终极目的之后，才可以倒推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现代教育体制，原本就是个体倾向与普遍标准之间的一个妥协。批量生产式的教育，较容易忽视个体个性，从而不易深入形态各异的人格、自由和创造力的人性领域。不过，话说回来，教育发展的本身，乃是人类文化日积月累的过程，其中每一项新的增添自有其永恒存在的一面。任何一个神智清楚的人，不会轻易贬低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成就。但现代教育成倍增长的严重病症——工具化、功利化，受困于政治风向和一时浮华，尤其是过去十来年的教育扩张运动，为大学增加了许多感伤的失败记录，和无数困扰心灵的疑问。

可以想象，如果梅贻琦先生乘愿再来，他面临的是比半个多世纪前更为严峻的局面。这个社会里布满内心充斥着各种各样焦虑和不安的人们，对权力与成功的欲望使他们疯狂；如何在大学里教育年轻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向智慧和美德致敬，而不是效忠权力和服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社会的未来系于教育，而不是GDP。

刊于《看历史》4月号《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