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哲学家牟宗三在九龙书斋里写下了一段话。 

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横剖的意识总是走向腐蚀生命而成为“人”之自我否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已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这一年，他已逾花甲。这位新儒家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的全部努力皆有一个中心观念，那便是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就是要以生命的直感穿入学术的深处。

如他所言。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万物各具一席之地，各得其宜。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据说由孔子所作的《序卦》里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乾阳流变创生，坤阴承接生成，于是万物生生不息，生命体充盈于天地之间。此种精神，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宗教取向，亦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科学取向。人处于万物之间，彼此交感互动，同时又由人来疏通万物，承接宇宙生生不已之大德。是以在中国文化的源头里，生命至为尊贵。庄子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一个生命，因呼吸得以滋养，呼出吸进，一来一回，它是内外互动的孕育，兼之以文的氤氲，便臻达文质彬彬之境。万物万象的大生机无处不在，刚健不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盘铭里的九字箴言，最足以明证中国文化源头的上扬和进取。

然而，自近代以来，甚或可回溯到蒙元统治中国之际，中国的“生命学问”渐趋于衰退，原始的那种光辉与神采一转而为僵滞与怠惰。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遭遇到现代西方世界冲击，国人气急败坏到把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象征的孔子从坟墓里拉出来戴枷示众。

在被连根拔起的今天，我们总是会问， 我们何以称自己为中国人？我们何以安住身心？我们在廉价商品之外还能给这个世界贡献点什么？

美国电影《阿凡达》思考如何能从工业时代被破坏的环境和崩溃的情感中挽回一些东西。但它存在一个逻辑上的致命问题：它是用最极致的技术手段去反对或反思技术文明。在这样一个时空点上，我们能有何作为？这多少取决于我们能否像潘多拉星球上的土著人，找到那个USB接口，重新接通中国文化的慧命。这个接口不会是读经运动，也不在于把国学升格为高校里的一级学科。

本期我们藉着剥离两千年来加诸孔子身上的种种外衣，试图重返中国文化之源头。当别人嘲笑孔子不现实，既不能包容也不肯放弃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时，他坚持自己和统治者都有让天下有道的责任。儒家因为谨慎克制和对理想的忠诚而显得如此卓尔不群，那也是因为他们关心生命。孔子的学问，追求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一个理想的儒家君子，需要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承当精神。

对治史者而言，既需有历史意识，更要具文化意识，也要有生命的自觉，方可接通历史文化慧命。现在，是该融入中国文化大河的时候了，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