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最终冤死狱中，他昭显着士精神的执着与伟大。

    1730年2月19日，湖北通山县令井浚详的师爷唐孙镐突然宣布要辞职。井县令自然要追问缘由。唐师爷告诉东家，他将赴上级衙门递交一封呈词。井县令便问他那呈词里所写何事。于是，唐孙镐递给东家一封揭帖。井县令读完这封慷慨陈词的文章，尽管此前已有迹象，他仍然胆战心惊：跟随他数年的幕僚竟然写出此种犯上之词。

一．

如今关于唐孙镐我们所知甚少。几乎没有材料涉及他的身世背景，我们唯一所知的是，他是绍兴府会稽县人，时年二十多岁。 师爷虽然是体制外的身份，对那些未曾进入仕途的下层士人，不失为一个好职业，其薪水较塾师丰盛，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在有清一代，绍兴师爷是专业技术极强的一个职业群体。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评价绍兴师爷之所以能成就一时之气候，依靠两条法宝：一是互通声气形成网络化的经营；二是有“师传秘本”。这个秘本大概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口诀。比如在绍兴师爷中流传着“四救四不救”，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这可谓是绍兴师爷们的职业方针，一言以蔽之，就是趋利避害、理性做事。唐孙镐正是其中之一。

而这样一个凡事衡量利害得失的师爷，如今却突然做出惊人之举。事情起源于在曾静案发生之后，在《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前，雍正下过几道谕旨，命令全国的读书人讨论对吕留良的处理意见。如今我们难以忖度这位皇帝的真实用心，他是为了“引蛇出动”，让那些躲在暗地里的异议者暴露行迹？还是仅仅彰显一下他兼听则明的帝王风度？但那些投机的士人看到了机会，如果响应皇帝的号召，便很可能得到青眼，一步登天。一个名叫诸葛际盛的福建泉州士子跳了出来，激烈攻击吕留良——这个江南文化界的精神领袖。

载有诸葛际盛檄文的邸报在1730年2月送到了通山县。身为师爷，唐孙镐也有机会读到这封落井下石的檄文。他的反应大概极为激烈。在井县令后来写给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中，他描述唐孙镐读罢邸报，“忽然疯狂大作”，嘴里号呼喊骂，无所不至，他再三劝告，毫无用处，接着便发生了辞职事件。

大概井县令觉得唐师爷是疯病发作，才能减轻此案的不可思议，当然也可以稍稍缓解他作为雇主的压力。毕竟，全国的官吏、读书人皆具结赞同皇帝的看法，吕留良罪大恶极，必须开其棺戮其尸。而唐孙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爷，未受朝廷升斗之粟（师爷是官员的私人雇员），却不顾惜身家，以一己之力，救解吕氏一门。如果不是偏执型精神病，又怎么解释这种“非理性”行为呢？

二.

    在唐孙镐心中，他忠于那些一直以来维系士人精神生活的传统价值。在讨伐诸葛际盛的檄文开端，他表明他的衷怀，是要以冒死的愚忠，“救将丧之斯文”，因为文运隆替“关乎世运之盛衰”，为此，他不惧灾祸，“虽至鼎镬，甘解衣以就烹”。

唐师爷首先赞美雍正皇帝登基以来，澄清吏治，利兴蔽绝，堪为秦汉以来唯一的明主，然而，有人比之以唐尧虞舜，则未免失实。上古君明臣贤，各尽其职，所以治化臻于极隆，千古推崇。而本朝先天不足，大臣们只晓得唯命是从，“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吕留良案就是一个例证。本案刚起时，皇上疑信参半，仍有意听取臣下的意见。然而内外臣工，害怕得罪皇帝，个个均作违心之谈，锥骨、扬灰、焚书、灭族，举朝同声附和。

圣王-君子互动的模式，正是几千年来“士”的传统。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帮助、改造统治者实现最好的治理，否则士就有“以古非今”、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的权利和责任。明朝专制统治的灾难性后果，深深震撼了17世纪的中国士人，大学者黄宗羲甚至从制度层面上反省这一传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没有适宜的制度和法律，个体几乎难有所作为。对一个从幼童开始便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这一传统仍然占据唐孙镐的内心。

虽然唐孙镐把对吕留良处理失当的责任推到大臣们身上，但他对雍正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指责诸葛际盛是一个蛇蝎小人。诸葛际盛的檄文如今已不存，但通过唐孙镐的檄文，我们仍能大体通晓他的原意。他攻击吕留良及后人，私藏日记，诋毁大清，并找出历史上的姓吕的坏蛋，以此否定吕留良的人格。唐师爷反驳说，如果他事先就预知吕留良私藏逆书，为何不检举，单要等到朝廷通告天下才跳出来讨伐？如果姓吕之人在历史上有那么多败类，那他，唐孙镐同样找得出品德俱佳的吕姓人文人，来证明吕留良的可贵。唐师爷句句针对诸葛际盛，但所指则是雍正不能欣赏吕留良。

显然，唐孙镐是把吕留良功罪分开来论。吕留良并非无罪，他生于本朝定鼎之初，以前明遗民自诩，在日记中有同情前朝的言论，但他阐扬理学精义，尤其是所著的《四书讲义》，踵事增华，“圣人复起，不易其言”。唐师爷甚至认为，假如雍正能在半月之前，阅读此书，定会为之叫好，而宽赦吕的罪过。

唐孙镐提议，他要和诸葛际盛在勤政殿前当面对质，希望皇帝最终能够赦免吕氏一门，焚毁吕的邪说，保留余著，那么上自公卿，下自庶人，必定同声称快！最后，他说自己为吕留良辩护，并非因同乡之谊（吕是浙江石门人），他和吕家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大声疾呼，是出于道义和一个士人的良知。他以古代诤臣仲山甫和魏征自勉，表示宁肯与儒雅的吕氏父子同归地府，也不愿与无耻的诸葛际盛并活世上。

三．

至此，井县令必须处置唐孙镐，他向湖广总督发出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唐师爷的揭帖抄件。在清朝的禁书《名山藏副本》里，有另外一种说法，唐的檄文是由湖北学政代为题奏，唐孙镐自度必死，呈上檄文之后便作书告别家人，亲自投狱。

不管个中情由究竟如何，迈柱收到这些文件后，大为震惊，向皇帝上了密折，同时下令湖广按察使将唐孙镐递解到武昌审问。在奏折末尾，皇帝做了朱笔批注，这样的狂妄之辈，杀之算成全了他的臭名，可将他秘密处决，比如杖毙，此事就当做没有发生，上奏的事也不要告诉井浚详，但如果井把唐的揭帖传播出去，则必严惩不贷。

迈柱的回奏颇有意味。他说自己担心杖毙招人耳目，恰好唐孙镐在监狱中患病身亡，这真是天不容这等逆天大罪，至于唐的揭帖原稿，已经以他，湖广总督的名义就地销毁。

这位大清的封疆大吏自以为工作做得极为到位，皇帝必能领会他的妙意。但唐师爷死亡真相还是流传了出去，他是被人用沙袋压杀于狱中。1731年，武昌的一位士子在上官面前宣读律文，忽然大声质问，按照法律杀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如今唐孙镐无辜被杀，却没有追究，是朝廷畏惧进言的人，还是他所说的话荒谬呢？这位勇敢的读书人也被指为疯子下狱，没过多久诬陷了一个罪名杀之。

就在唐孙镐被杀不久，3月28日，在湖南的一位巡察御史的桌上，往来公文里居然夹着唐的一份揭帖抄本。皇帝想秘密解决的这桩风波，居然闹得海内皆知。一年以后，浙江天台秀才齐周华再次上疏。此时关于曾静案的辩论汇集《大义觉迷录》已经颁行天下。他和唐孙镐一样，为吕氏鸣冤。他认为被皇帝赦免的曾静嫁祸吕留良，还提出了自己阅读《大义觉迷录》的一个疑问：曾静征引广博，竟然不知有李自成？事实上，不知明亡于李自成，正是曾静脱罪的一大关键。山野村夫不晓得本朝是助明平乱，方得天下， 这是雍正认可的一种脱罪方法，而齐周华竟敢指了出来。

对齐周华，官府仍使用同一手段，“始以言诱，继以威胁，终命以疯自承”，这个倔强的江南士子拒绝配合，于是被囚禁在狱中，受遍酷刑，直到乾隆继位才出狱。在1767年，齐周华又闹出一场大惨剧，终被凌迟处死。但正是他所辑刊的《名山藏副本》，收录了《讨诸葛际盛檄文》，唐孙镐的愤怒和高贵才能被后人所领略。

我们长埋地下的主角吕留良，曾经批评自秦汉以后，为了取悦统治者，士大夫不仅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而且主动同流合污，迎合主子，扩充自己的野心。事实上，有清一代，帝王收“治统”与“道统”为一身。士林遑论教化帝王，且被“帝王经学”缓慢地消解着对“道”的尊奉和理解。通过政治高压，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的治理设计，士阶层的精神日益衰败。

       而师爷唐孙镐，一如大战风车唐·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反抗士文化的萎靡败落。作为“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他最终冤死狱中，昭显着士精神的执着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