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几年前，人们还无法想象，一本成形于南宋、流传近七百年的传统儿童启蒙读物，会以一种黑马的姿态跃入二十一世纪的大众文化视野。前几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此出版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该书首印即达100万册，是这个声名并不显赫的出版社继《于丹〈庄子〉心得》后的又一个“百万工程”。

自然，在日渐明显的经济危机以及出版市场长期低迷的情势下，这家出版社的豪举背后，是这本书的内容，早已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过。坐在电视机的观众，希望通过这种极其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接上一度被打倒、没有前途的传统文化的脉络。这种希望迅速转化为声势颇为浩大的商业行为。被无聊的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充斥的各个电视台纷纷开始邀请一些真真假假的“国学大师”，在人们吃饭和休闲时间，向远离“孔家店”几十年的民众推销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医养生。紧随其后的是各种跟风出版物。那位在庙堂里享用了千年冷猪肉的孔夫子，像日本恐怖片里的主角，在现代化的电视里“复活”了。

儒学，一个曾经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的学问，一件博物馆的展览品，突然以高昂的姿态进入当代中国人被焦虑感灼烧的生活中，它能安抚我们躁动恐惧的心灵吗？

看起来，尽管未来尚未出现，过去却似乎从未消逝过。

（二）

不仅仅是中国人再度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曾经抛弃的学问。在过去十年中，东亚经济的繁荣，使得在东亚文明中普遍运行的儒学传统成为全世界思想领域的重要话题。书店里大量汉学家们的翻译作品，似乎说明这种古老的学问再度鲜活起来。

 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是道德和精神方面的。

儒家的教育理想突出地重视人生问题和天下为公，而这种理想恰恰应该被整合到美国教育的核心理想中去。

在大学里，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焦点应该围绕人生和社会展开的中心问题。它能推动公民针对核心价值与当代问题的关系展开积极的话语。

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这位生于1919年美国人，在《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本书里探讨儒家思想的困境。这位狄百瑞老先生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推广儒学经典，自己还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君子儒。我在网上搜索，结果搜到了一位哥大学生的博客。这位博主在2008年2月22日那天到学校里上关于中国哲学宗教和文学经典的研讨课。这位文笔颇佳的学生描绘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美丽的雪景，学生们在雪地里开怀玩耍的场景，他看上去非常敏感而且善良。他开始担心自己年迈的教授如何穿过风雪到达教室。“八十九岁的狄百瑞教授满头华发。”他接着写到：

“上课时上身着西装外套，并结有领结小啾啾。下身通常是牛仔裤搭配New Balance运动鞋。每个周五早晨，我坐在课堂里，听这一位年龄上几乎能够做我的曾祖父，而他取得博士学位的一九五三年我的父亲方四岁， 讲解朱熹和他的《大学章句》、讲解许衡如何在忽必烈王廷上力排众议，将朱熹的新儒学教诲在元朝的统治下扎根、讲解王阳明的社群意识…… ”

根据这位哥大学生的描述，已经退休多年的狄百瑞是自愿教授这门课。每个周五，他离开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老妻，来这里上一门和中国有关的研讨课。“狄百瑞教授已经八十九岁了，为了什么坐在这里为我们讲朱熹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生自问。我觉得在《儒家的困境》里，狄百瑞对此做出了回答：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深入思考那些仍在支撑人类视野的传统价值，我们就不可能对保全生命的价值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经验，同时必须找到能够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新方向。今天，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样，要想拥有上述知识和理解力，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仅仅依赖自己的传统。

（三）

在这本书里，狄百瑞以旧约传统中的先知类比儒学传统中的君子。他认为儒学传统下的君子，由最初的出身高贵的人，转而代表那些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的人。这些儒家“公共知识分子”，有如西方宗教里的先知，谴责不义，矫正君主的行为，但是，中国的君子，既没有得到民众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的支持，这便是儒家最大的困境──他们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

其实在《论语·学而》里，有两个人的对话，早就点出了这一困境。孔子的学生子禽问另外的一个学生：我们这位老师，到了每一个国家，都要打听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做官，还是想提供什么意见，让这国家富强呢？子贡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夫子和一般人想得不一样，就是求官也和一般人求功名的路线不同。子贡的回答非常重要，给出了君子美德的五项基本原则：温、良、恭、俭、让。（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据说有很多“外国儒”实证了君子的美德。譬如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安乐哲（Roger T.Ames）这些饱学之士，儒学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

（四）

狄百瑞认为《论语》中的君子等同于儒学的三种主要价值：仁、礼、学。现在，儒学又复活成了社会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或者道德哲学。“仁”不太容易实践，“礼”也一直在衰退。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论语》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鸡汤”。儒学的生命力在哪里呢？

“从这方面说，如果一部分儒家理想正在消失的话，”那么，狄百瑞推进了一步，“现代世界最缺乏的用以维系礼貌和文明的那些社会形式和制度不也是如此吗？还有什么能从工业时代崩溃的情感和被破坏的环境中挽回一些东西，使得人类重新‘以礼’立身处世，恢复天、地、人之间的相当关系？也许儒家思想的困境也是现代世界面临的困境。”

如今风起云涌的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热潮，似乎可以解决从经济危机到身体健康的现实问题。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半世纪以前，自尊心饱受打击的中华帝国的拿来主义。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普通民众，突然感觉到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是这种学习总是停留在船坚炮利的层面。实用主义的态度，很容易让人们用儒学去象征中国一切的落后和黑暗，同样也轻而易举在如今面临困境的时候，再次祭起儒家的大旗。

狄百瑞对此报以怀疑的态度。“由于曾强制推行的课程，牺牲了中国古代经典和对中国历史的严肃研究，所以学生过去几乎不了解，而且也也应该不会意识到，儒家一向都有抗议帝王专制的传统。”他感叹“学生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吕留良和方东树”。他评价19世纪儒家所面临的窘境的那些话，听上去，似乎也是为这个时代而发：

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是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世纪的疏忽不在于未能实现工业化或者更充分地利用地球资源，而在于教育系统的失败。教育系统过于投机，以狭隘的职业目标作为教育导向。而且，所谓职业不过就是强势官体制内的一官半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