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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自己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相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20日,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路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益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杞塌》)

为了收拾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滑向更快地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畋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有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譞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时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国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东西。

就在武昌起义前六日,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阴谋、欺骗,和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著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惟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作“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 胡思敬:《国闻备乘》)。这是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作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 ,事后却说现成话,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待兵临城下,虽衔亲肉袒以求和,恐亦不可得矣。”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退位诏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的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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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

庄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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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生于70年代,199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微博:http://t.sina.com.cn/1403667177 好美服,耽逸乐, 热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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