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2010.3《国家历史》“开卷”，略有删改。从2010年4月起杂志改名为《看历史》

这一年是公元2010年，佛历2554年，玛雅历5126年，农历岁次庚寅年。

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成为历史。

身陷繁忙生活的大多数人很容易感觉自己和历史的距离，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亲身感受和心灵深处的记忆，那些叹息和欢笑，均将成为历史。在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眼中，普通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和重大事件的真相与来龙去脉，一起融合成了历史。

如是，我们便可以以同理心，以温情和敬意去打量、欣赏过去的每个角落，去发现历史创造背后令人惊叹与神秘之处。即便在那些疏远和陌生的时代，仍然可以以一颗活泼泼的心与历史人物相会。

如是，我们便可以说一切世代皆平等。一个时代可能在物质财富、知识或艺术成果上逊于别的时代，但并不因此在精神洞见上低于别的任何时代。每个世代自有其内在意义。

如是，我们便可以把许多历史成见搁置一旁，追求一种不被偏见和意识形态沾染的历史，我们不是去研究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生活”。在图书馆覆着灰尘的档案史料背后，重新捕捉过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

毫无疑问，在历史探索中，我们自有本能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这是一种更加真挚和内在的立场。史景迁为了探寻雍正朝曾静投书一案，于两百多年后亲自抵达永兴县的北边，“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这种因历史探索而产生的情感把我们和历史人物连接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梦想和共同的情感体验。

为了采访墨索里尼之死，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和他的日本妻子寿子来到意大利莫湖地区一个叫唐戈的地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同一出歌剧的背景，一个小小的公共广场就在湖岸边，后面升起的一座山就像神秘的圆形布景一样。当曙光降临在这个安宁的小镇上时，我脑子里满是墨索里尼走向自己的归宿时看到了什么的想象。我身边这种大自然的美似乎被毁灭和苦难的记忆压倒了，这是这个愚蠢的人带给这片土地的，而这片土地在自己漫长历史中早已经受了太多军队的践踏。”托兰把战争写成了敌人，而不是它的参与者；但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提醒读者，个人也要为历史负责。

因此，历史将帮助我们洞察现在。这是了解任何一个文化或了解我们自己的终南捷径。随着过去的每一天成为历史，不管是13世纪的蒙古大汗，还是18世纪的世界首富，他们和任何一个人一样最终委身黄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串串名字中的一个。此种不可逆转的结局，让我们可以越过时间和财富造成的隔阂，去探寻他们的故事、体贴他们的情感，重新组织一段被历史因果和必然规律解释得支离破碎的人生。

尤其是现在，在通往新秩序扑朔迷离的道路上，在崩溃和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和历史的对话、参与，或许我们能够抑制内心深处的躁动，更加清楚意识到此时所站的位置，去敏锐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