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奏稿案发，可说是长达康雍乾三朝的所谓“盛世”的一个转折。此后，长期的对外战争，各地纷起的反叛，以及各项制度的废弛，最终在十八世纪末期终结了历史上号称最为繁荣的盛世。

然而在1751年的夏秋之际，并无人可以预料及此。多年之后，人们将之归咎于乾隆宠信和珅所致，后者的贪渎侵蚀了帝国的基础。然而在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会把令人费解的盛衰嬗变简单归结于政治和道德。事实上，如果回望十八世纪中期，两个最底层的读书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悲惨的命运和奇特的心理，执政者对他们的极度蔑视和无情的处理态度，倒可以度量彼时一个下行社会的情状。

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奏稿案发，可说是长达康雍乾三朝的所谓“盛世”的一个转折。此后，长期的对外战争，各地纷起的反叛，以及各项制度的废弛，最终在十八世纪末期终结了历史上号称最为繁荣的盛世。

然而在1751年的夏秋之际，并无人可以预料及此。多年之后，人们将之归咎于乾隆宠信和珅所致，后者的贪渎侵蚀了帝国的基础。然而在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会把令人费解的盛衰嬗变简单归结于政治和道德。事实上，如果回望十八世纪中期，两个最底层的读书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悲惨的命运和奇特的心理，执政者对他们的极度蔑视和无情的处理态度，倒可以度量彼时一个下行社会的情状。

说来有趣，这两人皆为有一定精神障碍的读书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儒学知识分子通过十年寒窗进入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官绅阶层，由此划分高低贵贱，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然而，读书人能够获取功名富贵者毕竟少之又少，反而大量沦为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蚁族”知识分子。他们与引车卖浆者一起觅食，却往往心有不甘，为谋生养家，风尘浪迹，流寓四方。

王肇基便是这样一个读书人。他原是直隶人，和母亲妻子在山西介休县居住。1751年八月初九日下午，他请求拜见介休县同知图桑阿，并献上自己的诗作，恭祝皇太后万寿。推原他的本心，不过是表表忠心，撒娇卖好，希图皇帝一时龙心大悦，赐个官做。偏偏本人才学有限，被认作“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王肇基的时运实在太差，恰好第二日山西巡抚便接到朝廷关于孙嘉淦伪奏稿案的上谕，乾隆即命根究是否是该案党羽。

王的供状透露出他的一些信息。他自幼读书不成，四处游荡，做仆从谋生。据他供认，自己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他，所以把看来的、听来的闲话，写来一篇呈献。虽然最后查明他与孙案无关，还是以“狂悖匪徒断难容于圣世”，在九月初三日被当街杖毙。

审案官员认定王肇基语多荒诞，看上去是病患疯癫之人，最后皇帝亦以“疯人”定案。由于材料太少，我们无从判定王肇基究竟是一个彻底的疯子，还是为改变自己处境而冒险一试的投机者。不管怎样，他究竟对皇帝的心思还是隔膜，以一蚁民而议论朝政，终于碰到了刀口上。

两年后被凌迟处死的浙江人丁文彬倒是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他长长的供状可说是十八世纪的一个“蚁民”无比悲哀的一生写照，其中酸苦之处，催人泪下。

丁文彬原籍浙江上虞，出生在杭州，后来与兄嫂长居松江。他父母亡故，兄长先卖烧饼，又在面馆帮忙。丁文彬教过书，在米铺打过短工，在茶铺扇过半年风箱，在衙门里做过伙夫，四处谋食，仍是衣食不周，百分穷苦。想是实在太穷，无力娶妻，他三十八岁，仍是光棍儿。

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丁文彬终于做了一件“大事”。 他跑到山东曲阜衍圣公孔昭焕的府第，自称衍圣公亲戚求见孔昭焕，并欲献上著述两种, 一种封面上有“ 文武记”，旁书“洪范春秋”，中有“大夏”、“大明”之言；一种为时宪书，旁书“昭武” 年号。 孔昭焕疑其著为“逆书”，派人将丁拿送山东巡抚杨应据。

审讯中, 丁文彬自称老衍圣公曾许配两个女儿与他为妻，上帝命他即帝位，他封东家茶铺东家十五岁女儿为妃，还说自己常能听到上帝启迪。在给乾隆的奏折中，巡抚大人杨应据真可谓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分析师。他说丁文彬乃一“至贫至贱之人”，不过是读了些书，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饶是如此，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皇帝和高级干部仍以谋反大逆罪名将丁凌迟处死。因担心身体羸弱的丁文彬死于狱中，甚至在刑部的最终判决书未到、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之时，杨应据便奉命在六月十四日将他处决。丁文彬不识字也不知情的兄长和两个侄子也均被判斩监侯，秋后处决。那些偶然见过“逆书” 未检举揭发的几人亦被仗刑流放。

我们不晓得王肇基和丁文彬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执法者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汉学家墨子刻（ThomasA．Metzger）认为在十八世纪之后，一个传统的小政府要管理三至四亿的人口，便只能是限制性的政治核心，全力以专制力量防止任何的政治活动来挑战其威权。在皇帝和疆吏眼中，王肇基和丁文彬不安本分，游荡四方，那么“作奸犯科事所不免”，所以明知其疯言疯语，仍然处以极刑，并牵累他人。然而这样的维稳是不可持续的。失路的读书人愈来愈多。历史证明，这些蚁族正是此后最坚决的反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