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看历史》5月号“革命的本钱”

要武装起义，要买枪械，要印刷宣传，联络会党，发展成员，皆需花销。那么，革命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徐锡麟突然向恩铭行举手礼，将花名册置于案上，报告今天有革命党要起事时。端坐礼堂正中的安徽巡抚恩铭紧张起来，连问消息从何而来。原本在阶廊下的陈伯平立刻上前投出了一枚炸弹。安徽的文武大员们一时惊慌四散，恩铭则站起来走避。徐锡麟忙请大帅放心，他将捉拿革命党。就在恩铭质问革命党是谁的同时，徐锡麟已经俯身从靴统拔出两支手枪，对着恩铭。

一发千钧之际，两件事影响了这场孤胆英雄的冒险短剧。一是陈伯平投掷的那枚炸弹没有爆炸；一是徐锡麟高度近视，连发数炝仍未击中恩铭的要害。他的同伴陈伯平和马宗汉只好跟着朝恩铭放枪，而不是按计划射杀两旁的道府州官员。

一． 炸弹与毒药

事后，清朝官员方知晓这三人是革命秘密组织光复会会员，尤其徐锡麟更是该会的领袖。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许多人感觉到了弥漫于中国大地上的风潮涌动。 在辛丑约签订之后，清廷宣布施行新政，派遣大量学生留日，向自己曾经的敌人学习。急于改变落后现状的统治者未曾料想到，日本竟成了革命风潮的大本营。激烈的排满民族主义契合着青年学生的血气方刚。1902年，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宣传革命排满。一年后，他因《苏报案》在上海入狱。这年游历徐锡麟刚好日本，并结识浙江革命者陶成章、龚宝铨。三十一岁的徐锡麟表现出他此后作为一个革命者“仗义疏财”的品性，他出资赞助浙江学生开会商议营救章太炎之事。数年后，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回忆相识之初的往事，言及徐“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

 1904年11月19日，蔡元培、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上海创建光复会。第二年年初，徐锡麟在蔡元培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誓词的革命组织，创始人皆为浙江籍人士，尤其以绍兴人居多。他们立志恢复明末清初的反清传统，以暴动和暗杀为手段，救亡图存。

作为一个反清秘密组织，光复会是在极秘密的方式下成立的，对会员甄选也很严格。一位会员后来回忆，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如此则筹措经费便极为不易。要暴动，要买枪械，要印刷宣传，联络会党，发展成员，皆需花销。那么，组织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始，光复会试图自己解决暴动和暗杀所需物资。蔡元培时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他组织师生们研制毒药和炸弹。国文教师俞子夷负责研发毒药，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他还真的试制成功氰酸，数滴便可毒杀一只猫。但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投毒难度也高。如何把毒药变成粉末？这对俞子夷是个难题。此外，蔡元培还让俞子夷试制炸药。自然，发生爆炸事故也常有的事。俞子夷有次被玻璃碎片擦破了嘴唇。1906年秋瑾和陈伯平在虹口的出租房里制造炸药，结果两人一个被炸伤了手，一个被伤到眼睛。

陈伯平投向恩铭的那枚炸弹，据马宗汉被捕后交待，正是光复会的自制炸弹，由此可见光复会自制炸药炸弹的技术始终不过关，在关键时刻竟成了哑弹，误了大事。

革命团体一直试图解决由于经费短缺而组织工作被迫中断的风险。1904年秋，浙江革命者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台处会馆，陶成章也出任会馆的执事员。敖的计划是要出面代受地方官吏和土著欺压的客民缴纳租税，从中收取手续费，逐渐掌握地方财权；同时办团练，谋夺地方兵权。会馆的初始经费是敖嘉熊自己筹措，其中到各地联络会党的开支不菲。次年春天，敖家经商失败，会馆便无力运转而停止。

事实上，在每次革命举措的挫折后面，财力经常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光复会领袖们来说，有了钱，才能够购买印刷机，印制革命宣传品；才能四出旅行，发展会员。最可靠的法子是借助商业力量，实现金钱和事业的良性循环。光复会浙江的负责人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时，有一个构想，她计划集股本万元，二十元为一股，置办印刷机，支付稿费，这样方可长久。然而她将章程分送上海各个女学堂，最终入股者仅有四五人，只筹集到数百元。还是同为光复会员的好姐妹徐自华捐出一千块，其妹徐小淑也变卖了随身佩带的金银首饰，凑足五百块钱给了秋瑾。因此《中国女报》仅出了两期便告停刊。这不能不令热情的女革命者沮丧，而对宣传工作失去了兴趣，转向赤裸裸的暴力行动。

徐锡麟则曾试图借助于金融业，他在日本进行短期军事培训时，特别请了一位日本人培训赴日的同志学习造币技术，以备将来发动武装起义之际，可以制作假币以支付军费。这些同志学到的技术，回国后是否派上了用场，目前尚没有资料可资证实。

因此，光复会的领袖们大部分时候仍然只能依靠家境富裕的会员捐助。

二．抢劫？捐助？

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在陶成章建议下，立即到浙东各地运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自从明末张煌言抗清失败后，浙东的的会党势力转入地下，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李，会党发展迅猛。陶成章一向把会党看成国家有救的一线希望，他认为广布全国各地的这些“秘密团体，既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则有志救世者，不可不探悉其内容也明矣”。在光复会建立后，他和徐锡麟、秋瑾等人便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会党的工作。他们多次深入浙江内地，调查社会情况，调查各地的秘密社会、驻军、富户以及钱粮和地理。

一方面，徐锡麟在游历各县后，“知中国可为也”；一方面，他又觉得会党知识浅暗，必须加以训练，方可大用。当他和甫从日本归国的秋瑾见面后，两人一拍即合，计划筹备武备学堂来训练会党骨干。秋瑾带信给在上海开设催眠讲习所的陶成章，他和龚宝铨准备到绍兴襄助徐锡麟。

问题是筹办学堂的经费所需不菲，钱从哪里来？会长蔡元培的从弟蔡元康想出了一个法子：抢劫钱庄。这自然是来钱最快的手段，不仅可以解决办学堂的费用，以后光复会的活动经费也有了保障。于是，徐锡麟以绍兴各校上体操课需要武器为名，通过绍兴知府，到杭州以“奉旨办学”为名，正式申请购买武器。于是，从上海买来的武器和弹药、后堂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两万粒、声言枪二百杆、子弹二十万粒，大摇大摆运回绍兴，寄放在绍兴府学堂。

那么，买武器的钱又从哪里来的呢？这笔五千元的巨款则是会员自掏腰包。会员许仲卿与徐锡麟是表亲，许家早年在上海购买的地皮价格因上海开埠之后地价飞涨成为巨富。吸收这样的富商入会，对组织是极好的支持，同时亦可把革命渗透到士绅阶层中去。

有了武器之后，徐锡麟亲自到嵊县拜会当地会党平阳党老大竺绍康，力邀二十来个身强体壮的兄弟来绍兴参与抢劫，每人付费二十元。于是，二十余名杀气腾腾的平阳党骨干集结在绍兴东湖，由徐锡麟亲自训练，准备为革命放手一搏。

此时，陶成章、龚宝铨两位老光复会员来到绍兴，竭力反对抢劫钱庄的计划，认为这必然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暴露革命的力量和目标。数年后，陶成章前往南洋筹款，提及往事，还庆幸没有按蔡元康的办法去做，否则“恐怕光复会现在难以存在了”。

没有实施抢劫计划的光复会领袖，只能依靠富裕的会员捐助。除了许仲卿，另外一位绍兴会员孙德卿靠继承叔叔财产成为巨富。他亦慷慨解囊支持光复会创办学堂。1905年9月23日，大通学堂举办开学典礼，大厅高悬一副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其中光复会承接历史余绪、反清排满的志意表露无疑，因此在数日后不得不撤去。

饶是如此，由于缺乏固定经费，大通学堂仍然是左支右绌。学堂教师薪酬菲薄，半是义务，每月以二十元为限。尤其是徐锡麟、陶成章等赴日本之后，秋瑾独立支撑，十分艰难，“设法张罗，孤诣苦心，非言可喻”。她丈夫王廷钧的侄女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

三．潜伏，暴动

如果我们回到安庆起义的现场，会发觉在革命者宝贵的碧血之外，这是一场极为仓促的小成本起义，就革命的技术程度而言，堪称是幼稚阶段。

安庆举事是光复会丁未起义的开端。按照徐锡麟等人的构想，以安徽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徐在安庆发难，秋瑾率同浙江光复会力量响应，绍兴、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路功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如此东南半壁为根据地，即可挥师北上，天下事可定。浙江光复会原定于7月6日举事，因准备不及延期到7月19日。

    为准备这场起义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了进入安庆官场的花费。光复会的领袖们决议打入官场卧底，谋取军权，发动暴力革命。捐官的费用五万元仍由光复会同志、绍兴富商许仲卿捐助。徐锡麟则通过其表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代为纳粟捐官。徐锡麟拿着俞廉三的介绍信，和三千元贿赂，求见浙江将军寿山。徐锡麟、陶成章、陈魏等五人得以捐官赴日本学习军事。可惜五人到了日本却由于身体不合格，未能进入军校。

徐锡麟一向“做事如水银入地，有路必钻，必达到目的而后已”。他再次回国活动，游说达官显贵，上自袁世凯、张之洞，下及浙江巡抚张曾敭、镇浙将军寿山。其经费一是许仲卿捐的余款，另据光复会成员陈魏回忆，其运动费用可能部分出自陶成章、龚宝铨去南洋筹划的经费，部分可能是徐锡麟自己筹措。徐家本是地方大家，不像陶成章身无长物。同为绍兴人的周作人回忆初见陶时，他穿的鞋子都不是一双，像乞丐一般。而徐锡麟家里有田地一百亩，每亩值钱七八十千文，又在绍兴开设天生绸庄，资本约六七千银子。徐锡麟的弟弟徐伟在安庆起义后被抓获，曾交待因为哥哥用钱过多，父亲将他分出去另过。

1906年年底，徐锡麟分发到安徽，得到新任巡抚恩铭的重要，在进入官场之初，徐锡麟是陆军小学堂会办，月薪不过数十元，不要说运动革命，就是官场应酬也无法支付。直到他担任安徽巡警会办（副校长）之后，又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这才有能力结交官员、联络新军。

然而，徐锡麟可谓一位完全持“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者。他不像光复会的其他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那样同时加入同盟会，甚至也看不起孙文。他的英雄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血性为天下起是也，阐大地兴亡之端，开亿兆生灵之智，一破长睡不醒之大梦”。（徐锡麟：《越王勾践论》）早在去安徽之前，1906年冬，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与秋瑾、吕公望把酒诀别，便表示：“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留学，以灌溉革命的花枝。”所以，他是抱着流血念头到安徽去。其任侠与胆剑直通明末王思任，“吾越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

他最得力的助手仍是两位光复会同志陈伯平与马宗汉。徐锡麟的这种“独”在后来诸多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当时驻守安庆的新军六十一标军官常恒芳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军队，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思是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不过他的认识也许太简单了。”炮兵弁目养成所的学员蒋凯成也说，徐“与我们无切实商讨（革命），虽他请我们监督⋯⋯都未明白表示用意，不过是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普通应酬而已”。在安庆起义前夕，徐锡麟再次花了七百多元，宴请安庆军界和警界的朋友。然而在他人眼中，他的举动仍是一种普通的关系疏通而已。

事实上，这是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这天早晨，徐锡麟早起，偕陈伯平、马宗汉到巡警学校，召集学生演说。他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 不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 字，便不成人格。”反复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而学生们还是不晓得徐会办的用意。对于他所说的“特别的计划要于今天实行”，也一片茫然。尽管在任职期间，徐锡麟时常邀集巡警学校的学生外出郊游骑马，传播革命思想。然而直至他枪击恩铭之后，仍未对自己的学生亮出自己革命党的身份，而是集合学生去捉奸细。故而随同他们前去安庆军械所的三十余名学生，可谓“不明真相的群众”。

为举义所筹办的物资亦极有限。据马宗汉回忆，他和陈伯平与徐锡麟共有约六七寸长的五枝小枪，每枪装了五粒子弹。马拿一枝枪，和一盒枪子一盒，其余四枝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在6日九时，在典礼现场，陈伯平投掷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见此，徐锡麟双枪齐发，陈、马两人亦不断朝恩铭射击，以致他身中七弹，但都未及要害，直到陈伯平最后补上关键一枪，由尾间上穿心际。三人率学生到达军械所后，以为按照计划可以据此控制全城，不料弹药库的钥匙被总办周家煜带着逃走。存放弹药的地下室用钢板覆盖，无法打开，守着一个弹药库，却无法补给枪弹。在另外一间库房得到六尊大炮和几颗炮弹，却也无法使用。

事后，官府至徐锡麟住处搜查，搜出数枚炸弹，革命军大元帅印和光复会军政府告示。炸弹当是光复会自制，枪支噔物资是事前徐锡麟从上海购买所得。恩铭随后死于医院，而徐锡麟死得亦极为壮烈。安徽官府援引张文江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剖心致祭的案例，将他斩首后挖心。

徐锡麟固然是“首身离兮心不惩”，然而安庆起义实在是一场仓促的、不成熟的行动。起义前夜，他自信只要刺杀恩铭，“我便可行我大事”。正如他被捕后供词里所言，只要打死了恩铭，不怕文武不降顺，那些汉族官员很快就会醒悟过来。这完全是估计错误。他又相信自己振臂一呼，必定群起响应，使四万万民众惊觉，然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却不信任，认为他们程度太低，以致学生对起义茫然不知，跟随他去军械所是为了捉拿刺客，于是在得知真相后一混而散。

四．乌合之众

就在徐锡麟死难后不久，一队清兵又扑向了光复会总机关、绍兴的大通学堂。安庆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徐锡麟之弟徐伟指控嫂子王振汉在游学日本时，与秋瑾倡言革命。安徽方面通报浙江巡抚张曾敭，加上这年的嵊县、金华、兰溪等地的事变皆牵涉到大通学堂。7月13日，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从前门攻入，打死了两名学生，逮捕了秋瑾，在学堂里搜出发了秋瑾的一支六响手枪和一些革命文告。此外，还搜出了四十八杆枪，六千二百多发子弹。这笔枪弹还是徐锡麟创建大通学堂所余留的物资。

徐锡麟在安庆仓促举事，牵连浙江，说来又是因浙江会党的缘故。一个叫叶仰高的会党人员在上海被捕，他和浙江会党吕熊祥相熟，了解光复会的一些情况，他供认光复会一位首领“光汉子”已经进入安徽官场。徐锡麟正是得悉自己的别名被列入黑名单，这才提前发难。

而浙江革命风声大露，却又起因于秋瑾及其网罗的会党的张扬。与徐锡麟个性相反，秋瑾个性外露，两人在精神世界的深处，皆是在越文化浸润下、融合现代民族革命的人物，但行事方式却迥然相异。同为光复会同志的陶成章说她在绍兴“自着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在当地士绅眼中，简直是一种挑衅。

在1907年起义前夕，秋瑾在会党、杭州新军和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发展了六百余人加入光复会，将其编称十六级，又把各地会党和新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统一编为八个军，有军服、军旗和令牌和暗码文书。起义日期定于7月19日。准备起义的部分资金来自于徐自华，她把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和家中所有积蓄，兑换成黄金三十余两，全部赠送给秋瑾。

    会党长于义气，而散漫无纪律，不受约束。武义会党部署未定, 就把风声传出去了, 弄得满城风雨, 民众抢购储藏粮食和食盐，竟致合县闹盐荒，武义知县赶快电省求援。金华会党首领徐顺达极受秋瑾看重，关键时刻与人争夺田产被下狱。光复军交通部长倪金携带数百元在金华布店购买黑布,当店主询问用途，倪金居然和盘托出，告知是光复军的军服，以致被金华官府识破，二十余人被捕。

特别乌龙的一笔账发生在兰溪。秋瑾特派驻于该地联络的龙华会成员蒋纪云，拿着光复军的信符，称奉秋瑾命令，从绍兴运来新式快抢二百支，寄放在城郊学校，要求龙华会管事集结光复军前去领取，攻破兰溪，接应金华。于是，一百多名龙华会员，赤手空拳前往学校，孰料到了之后，不见蒋纪云踪影，也不见一杆枪一粒子弹。而学校师生则以为强盗来抢劫，便报告官府。反而引起了清兵的搜捕, 累及了汤溪、 浦江等县的会党。在如此这般的自相侵扰中，光复军失去了战机。

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被杀。1907年的这场革命风暴平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清廷大员惧于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开始施展金钱政策，为自己买命，或是收买怀柔激进的革命党人。

参考资料：

《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命逸史》（冯自由著）

《光复会史稿》（谢一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