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 3月24日，应台湾爱国青年林献堂邀请，梁启超离开日本横滨，经马关向基隆航行。此时，这位才华出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已经流亡日本13年。这条路线，亦是当年日本武装占领台湾的路线。 25日夜，船泊马关，梁启超曾到春帆楼一访，他不禁感慨万千，写下“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之句。

十七年前，春帆楼正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地。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约。日本从中获得赔款2亿3150万两库平银，当时是折成英镑支付的，日本实际得到的是3亿5800多万日元。日本人金子道雄在《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一文中如是说：“日本为了实现军国日本、天皇制社会、教育立国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笔赔偿金。日本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也是依靠了这笔资金。”

梁启超也一直鼓吹“教育立国”。早在1896年，他在《变法通议》里便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190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呐喊。梁启超的“新民”，是要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一些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其核心便是培养公民“独立自主精神”，这也是做一个“现代人”和“公民”的基本质素。

历史的功用之一，便是可以从过去了解现在，我们可以藉由某个时代的思考环境来体会另一个人的限制与突破，因而对现时世界有一种新的想像。我们不妨可以假设：“如果是梁启超担任2010年的中学历史老师，他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因为‘错误言论’被处罚呢？”1906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还可以捉刀，代出洋考察宪政的清朝大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如果他生活在2010年代，恐怕他还得继续他的“新民”教育──当然，前提是他还能够自由地在课堂上“大放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