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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末路告别

1952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则消息。新闻标题简单直接:“卢作孚自杀”,内容也极为简约:“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2月5日与8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8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
 
彼时有多少重庆人读到了这条新闻?又有多少人暗暗推测前因后果?毕竟卢作孚是国内航运业巨头、四川省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
五天前,59岁的卢作孚“平静”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多年后,他的长孙卢晓雁回忆说,那是一个天色特别阴暗的下午。天还没有黑,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一个人到屋里睡觉,当厨工做好饭,让卢晓雁去叫爷爷吃饭时,五岁的他不晓得爷爷已经再也叫不醒了。他记得奶奶回到家中,然后听到奶奶的哭声,来了很多很多人,他们还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赵晓铃:《卢作孚的选择》)
 
当日上午,卢作孚最后一次走进他亲创的民生公司,大楼走道里贴满了各种小字报。此时全国党、政、军机关展开“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卢作孚要去参加的便是民生公司的“三反”动员大会。
 
后来出版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一天动员会上发生的事,民生公司元老李肇基,卢作孚之子卢国维,公股代表张祥麟的描述细节有不少出入。无可争议的是,卢作孚视作子侄辈的服务员关怀跳了出来,揭发公股代表“受贿”。而其证据便是之前在北京开董事会,私方代表总经理卢作孚请董事们吃饭看戏,还一道理发代为付钱。虽然关怀并未点卢作孚的名字,但有“受贿”则必有“行贿”。
 
事实上,就在1951年12月1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刻意强调了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认为这种腐蚀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危险,而且现在是到了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所以,从1952年1月26日起,毛泽东布置在全国大中城市“五反”(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目的是“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由此可见,关怀“提意见”,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对此卢作孚内心究竟如何翻江倒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以后,卢国维从在场民生职工那里得知,父亲当时“面色难看”。他当时一定是非常绝望,否则不会在会后找关怀,问他,自己花自己的工资有何过错,为何讲话不实事求是。
 
事实上,直到当天早上,关怀才从卢家搬出去。不妨推测,关怀发问,应该是安排好的。也就是说,矛头指向卢作孚,不会是“三反”动员会上的即兴之作,相反,应该是公股代表(政府)做好部署,引向民生公司这位资本家。
 
会上,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二.
 
两年前,卢作孚自香港返回大陆,并推动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他亦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建议,一定未曾预料到此后的一系列变故。
 
1949年政权更迭,卢作孚是国共两党都竭力争取的对象。以事业为重心的卢作孚选择留在大陆,毕竟他的事业是在长江和沿海。此时,民生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总吨位约七万吨。新政权建立后,12月上旬长江通航。但囿于西南局势不稳,市面萧条,航运业业务减少,以及公司的内外债务,民生公司在1950年2-3月的亏损便达150亿元,2月下旬已经无力给员工发工资。从前公司资金短缺时,尚可以求助民营银行,如今银行业务均已在政府控制之下,除了向政府求助,民生束手。
 
因此,在1950年初,身在香港的卢作孚委任总务处经理何迺仁为代表,和新政府反复沟通,希望可以获得贷款帮助民生度过困难期,并提出公私合营的构想。经过反复商谈,终在这年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在《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按协议书内容,就是在民营企业中加入公股,共同经营,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公私合营的组织模式,是由新政府派出代表,与私有股本董事一道管理公司。
 
貌似皆大欢喜的表象背后,是“公”和“私”对“合营”的不同理解。多年后,正式公私合营之后出任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刘惠农评价说:“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司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
 
政府洞悉卢作孚面临的困境和他的心理。公股代表张祥麟说得极为明确,私方主动表示愿意公司合营,其用心“一方面是本身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想搞公私合营来装饰门面,以便不断取得政府的方便贷款,另一方面是想政府派来公股代表帮助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劳资纠纷”。在卢作孚提出公私合营之后不久,副总理陈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一次党组会上亦曾表态:“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利弊得失,不能一说合营就都是好的。”
 
一心为民生谋出路的卢作孚并不知晓新政府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何将资本主义企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当政者在思考的国策。这和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三反”、“五反”运动,还有1951年开始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新政权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内容。旧秩序将被彻底摧垮,国家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将深入到社会的每一层肌理。
 
事实上,新政府视民生公司为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于是公股代表组一开始便是强势进驻民生公司。1950年10月23日,公股代表首次参加了民生公司董事会。此后几个月的过渡期,公股代表有意培养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派干部到各轮船各部门,兼之镇反运行中几十位民生职工被逮捕,原先的管理层迅速萎缩。卢作孚所信任的几位中高曾干部也被清洗,他所重用的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甚至被逮捕处决。
 
卢作孚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让民生公司走出困境,恢复正常生产,而公股代表最关心如何尽快“改造”这个企业。双发冲突不断,以致于首席公股代表不得不换人。
 
三.
 
1951年民生公司轮船事故频发,被认为是没有充分发动工人群众、改革工作不够彻底所致。11月24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通知》,认为民生必须要进行更大的改革,在彻底改革之前,政府不会借钱给他们。于是在12月28日,民生公司成立由公私双方代表组成的八人“民主改革委员会”,卢作孚担任主任委员。次年2月6日,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总经理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这次检讨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忆及未做民生前生活之艰辛没有出路,一度泣不成声。他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比如有小资产阶级意识,被城市的习惯侵蚀学会享受等,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可谓掷地有声:“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支但立刻扣还。”
 
仅仅两日后,他便仰药自尽。其遗嘱可谓是之前自我总结的一个注脚。遗嘱非常简单,写在一张草纸上。一、妻子蒙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二、民生公司股票退还;三、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四、借公司的家具归还。
 
这位出身贫寒、为实业救国理想奋斗了大半生的实业家,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当时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的《大参考》(1952年第35号)刊载了一篇文章《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文中说卢作孚自杀原因,外间揣测(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这应当是公方代表们的看法。民生公司兼职研究员赵晓铃花十多年时间研究民生公司,她多方探访当年的当事人后,认为卢作孚的死,是死于他把诚信看得比性命重要,他未能兑现对民生股东们的承诺,而他的血肉之躯,亦难以承受经营多年的民生事业和员工遭受摧残,“那些如山般的猜疑、背叛、诬陷和奇艰大诽!在长时期的极度焦虑和多次重大打击之后,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赵晓铃:《卢作孚的选择》)
 
这封倾向明显的内参还提到了民生人对总经理之死的反应。民生机器厂一位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在白手兴家后面,括号里加了一个注:“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一个创办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致力于社会建设的理想主义者,曾经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如今在当政者眼中,成为一个攀附、掠夺的资本家。可以说,这个括号里的注,决定了卢作孚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
 
卢作孚死后半年多,民生公司在9月1日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去南京,刘惠农被特邀到舰上汇报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特别强调公私合营让民生公司获得新生,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指导作用。6月,中共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由此开始拉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规模改造的序幕。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委、市委书记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会议上,刘惠农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总结为四条:一、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管理方法;二、对资产阶级分子一方面团结,一方面批评,在教育和使用中达到改造的目的;三、对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不仅要适当安排,还要大胆使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四、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和党内思想的一致。这些经验,以后部分上升为指导全国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卢作孚死后,民生公司肃反运动升级。他生前视作优秀人才、民生历史上的有功之臣袁子修(重庆分公司副经理)、何迺仁(驻京办事处主任)、郑璧成(原主任秘书)等纷纷被捕。当日选择“大义灭亲”的关怀亦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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