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庄秋水 > 一个世界的消亡

一个世界的消亡

(去年为《中国改革》杂志撰写的书评。王鼎钧先生的这四部回忆录,我以为是欲了解民国的必读书。书评刊出后,有幸得到王先生的回应。王先生文章在这里: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12-13/100617193.html)
 
一.
疯爷是兰陵最后一位进士唯一的公子,母亲不详。疯爷是酒疯子,七分醉意之后,使酒骂坐,歌哭无常。然而,看疯爷授诗解诗,却分明高明无比。
疯爷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里最有华彩的人物。这个古典人物,在作者的现代叙述里重新获得了生命。
读四部曲,我对《昨天的云》领受最深。他所记述的那个乡绅主导的乡村社会,是我们如今完全陌生的世界。此前,我刚好读了董时进1949年12月致毛泽东谈土改的信。与历史书上化繁就简的结论、染声染色的激情转述对照来读,极有意味。某种程度上,疯爷就是兰陵乡绅世界的化身,他身上有古典静穆的优雅,又带着混乱模糊的原罪。
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是这个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路,或做学问,或走仕途,或经商,或管理祖业。有名望的乡绅在地方上有着强有力的作用。王鼎钧的祖父王翔和便开设了一家酒厂和两家酒店,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让一个儿子管理产销,送另外一个儿子去读法政专门学校,预备做官。
然而,新的力量冲来了。在王鼎钧晓事之时,祖父的生意已经结束,曾短暂做过军阀幕僚的父亲也以一介布衣终始。他的母亲则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基督徒之一。同时,先是“共产共妻”这样的传言,然后是唱着歌帮老乡挑水推磨的八路军游击队搅乱了兰陵一池秋水。西潮运来的许多东西在中国都夭折了,唯独在上贴近中国原始的互助互爱大同理想的境界,在下迎合均贫富这样的人性基础,社会主义蔓延开来,在兰陵这样一个传统意识深厚之地攀缠日深。
同为外来文化,在王鼎钧的记述中,基督教起到的似乎皆为正面作用。事实上,不管是基督教日积月累的发展,还是马列主义的快速侵蚀,都在撬动兰陵孔孟世界的安宁,只是后者藉着国际潮流,来势凶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一个党派用来改造全中国了。
《昨天的云》记录一家一族一地的嬗变,也呈现一颗钉子钉住木头然后逐渐没入其中最终劈开木头的过程。旧有旧的情义,新有新的道理。直到第二部《怒目少年》里,王鼎钧才借一位老师的口,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应该改变,但是要由中国人来改变,不能由俄国人来改变。(《怒目少年》p152)
 
   二.
王鼎钧出生于山东临沂兰陵镇。他一生四海飘零,少年遭逢家破国变,落荒逃难,千里求学。流亡、入伍、抗日、谋生,最终又随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七十年代末再次远赴海外。他历时十七年写下四部回忆录,自认为是作为作家的自己的“最后一本书”,是“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 他在《昨天的云》里回忆故乡生活,《怒目少年》记述抗战流亡,《关山夺路》写内战遭遇,《文学江湖》评述台湾文学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时代隔断了自己的生活史,四世为人。他亲眼目睹过硝烟下的天地玄黄,对历史的悲怆感受最深。而他个人的遭际,牵连着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流离颠沛。
他的四部曲,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情义世界”的日渐沉沦。这“情义世界”可触可感,不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或“剥削阶级”这些名词下的抽象社会。他的情义世界,是乡绅社会的土壤培植出来的,行事,礼仪,思想,情感。
“情义世界”一路变形、颓圮。他记录乡绅世界的坍塌(《昨天的云》),他评述恂恂学子何以一变而为激进盲从的学潮领头人(《怒目少年》),他描摹一心守土抗战的军民一点点的成为腐败分子和冷漠的旁观者(《关山夺路》),他也以危机四伏的文学生涯反映国民党赴台后“痛改前非”、向“敌人”学习的种种举措(《文学江湖》)。
造成这个世界消亡的直接外因是对日战争,其直接内因则是一个新力量在迅速发展壮大,以致终有一日后来居上乾坤易位。《关山夺路》中有一段记述我印象很深刻。作者作为宪兵到了南京,失学青年首先就是看报,眼见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每每共军受挫、国军得手便奔走呼号,敦促国民政府让步谋和;然而从已经解放了的苏北逃难出来的难民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国统区的人超出了经验范围,懒得听,国民政府要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也禁止党报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直到写回忆录时,作者引用了几位要人的回忆录,点出国共军事冲突期间为何国民政府(蒋介石)面对苏北难民“不作为”。他得出结论,国共内战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
事实上,这场战争并非始于1946年或1941年。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曾说过:“按照通常方式写作的国家史,最伟大、最重要的革命似乎像超自然的痛苦一样降临它们,没有任何警告和原因。但事实上,这种革命几乎总是道德转变的结果,这种变化已经在逐渐地影响着社会大众,而且通常在它为公共媒介指出以前很久就已在进行了。”但是,使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也并没有一个大锤一小时一小时地敲响警钟。力量存在于那些微弱的惊诧、恐惧或希望中,存在于四方流言的鼓噪和日常生活的行动中。
日军来了,王鼎钧一家外出逃难,事后回到家中,大门,二门,房门,所有的门框门板门限都没有了,窗也没有了,家具当然更没有了,连院子里的土都被翻过。在逃避民族大敌的时候,那些从四乡里来的乡人,在所谓的有钱人家,检查室内外的每一寸土地。“那时,我就应该想到”,写回忆录的王鼎钧说:“阶级斗争完全是可能的”。 
王鼎钧从历史学家遗弃的材料中构造了他的作品。从无数的细节中,他发现了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其他年代区分开来的骚动,以及对想象未来的渴望,如何集点成面地扭转了民气人心;他也揭示了自私暴戾的欲望逐步发展,以及高贵坦白的性情斑斑残迹。
 
三.
 1949年中国的大变局自有其长远的历史背景。王鼎钧以自身经验及感受得出结论,中共制胜,由于它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国共“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可以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天敌”(《关山夺路》p188)。他认知上如此,是以在回忆录里处处注意比较双方在行事、动员以及宣传上的不同。
他的结论不能说错,却也不能说全对。没有一种单一因素可以造就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国民党执政之后,并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在循着原来的轨道进行自我调整,以求适应现代的变化。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国民党在口头上既不能不尊重宪法、人权、自由等现代价值,在实践上却往往背道而驰。它的弱点容易暴露。此外,它也根本没有一党专政的社会条件。所以,尽管专政是假的,引起的反感则是真的。而共产党则是要全面改造社会。土改彻底摧毁了兰陵王族这座“封建堡垒”。疯爷喝醉了要跳水自尽。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过是束缚麻痹人民心灵的“封建道德”。
要自由,要平等,反专制,知识精英,愚夫愚妇选择舍弃一个不完美的现在,换取一个想象的好的未来。有一天,他们将目睹“激进的政治运动对全能政府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践踏,对传统与秩序的破坏,甚至对人类及其本性的威胁”。这话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所言。他这话又可以追溯到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柏克那里,他在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一段神谕一般的话:“所有那些只注意到历史外壳的人,就是这样认为他们是在与不宽容、傲慢和残忍作战,然而在厌恶古代各派的彩旗之下,他们却正在批准和培养不同派别中,或许是更坏的派别中同样令人反感的邪恶。”
在这个意义上,年老的王鼎钧为他消亡的世界平了反。
 
 
 
《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王鼎钧著,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
 
推荐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