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22年1月5日，广州黄浦码头。三艘远洋船只起锚待航。船上装满了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茶叶、丝绸、上乘布料、木雕橱柜，还有为外国定制的各类瓷器。这些货物运到法国南特，价值将飙升到一千万法郎。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商人们远渡重洋，并承受蔚蓝色的海水突然暴怒而葬身大海的威胁。

一位身着长袍长着大胡子的神父走到了船舱里。他风度翩翩，给狭小的船舱带来一种文雅和庄重之气。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位气质非凡的神父身旁，一个中国人穿着崭新的中式服装，脑后的长辫显得异常突出。这个名叫胡若望的中国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此时担任神父傅圣泽的中国助手。他怀抱一个天主教徒的梦想：到罗马觐见教皇。而他一路的旅行见闻将是很好的题材，他将像另外一位奉命前往欧洲的教徒樊守义那样写作一本游历之书，然后名扬四海。

这时候的中国正逢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康熙皇帝当政。在这位勤政的中国皇帝的治理下，天朝大国一片繁荣，统治着广阔疆域。在启蒙学家和耶稣会士的描述里，整个欧洲都相信，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欧洲人所向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在中华帝国周围，是其他毕恭毕敬的国家，这些国家分享中华文化的诸多成就：礼仪、政治制度、历法、饮食和服饰……

再过二十来年，整个欧洲将掀起一片中国热潮。中国的装饰和设计将充斥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中国园林和风俗画点缀着贵族餐桌上的茶具，华美的刺绣丝绸将披拂在窈窕淑女的身体之上。当然这种远距离的文化想象很快就会破灭。法国史学家布兰杰在1763年写道：

中国现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完全消失一般；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

当然，在这一年，在1722年的广州码头，身为一个出生于广州乡间的四十岁男人，胡若望不会思考任何关于中外关系的问题。他入教已逾二十年，是华人传道士之一，他的心中被一种少见的“野心”环绕：到欧洲去，成为极少数觐见教皇的华人教徒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著书立说，在这个以文字立国的国家，这是读书人最大的诱惑之一。他和傅神父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里规定，他将作为神父的抄写员，工作为期五年，合同期满后，神父将出钱把他送返中国，他的基本年薪为二十两白银。傅神父还负担他的伙食费和去欧洲的船票以及其他杂费。

此时，满怀壮志的胡若望对自己漫长的海上旅行，在欧洲的奇特经历没有一丝预感。

（二）

胡若望的欧洲旅行一开始就不怎么顺利。船上生活单调，同桌吃饭的人没有一个会讲汉语。他变得粗暴、绝望，没完没了地晕船，对傅圣泽灌输给他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礼仪没有任何兴趣。长期的抑郁让他发起了白日梦，他告诉神父，他梦到天使们出现在他面前，要他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找到中国皇帝，把基督教的真理介绍给他。

现代人很容易以现时立场去看待过往历史。譬如发生在大清朝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神职人员的分歧。这位爱好西方科学的皇帝同意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传播他们的宗教，但也要求他们接受中国人的祭祖和尊孔。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特使来到北京，觐见大清皇帝。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看似一条小溪流，却暴涨成一条深壑。教皇特使威胁天主教传教士如果他们承认中国皇帝的威权，将被逐出教会，而中国皇帝则把拒绝签署承认康熙地位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如果双方采取稍稍灵活一些的态度，十八世纪的中国将会怎样？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永远不会结“果”。

胡若望比皇帝更加固执，即使在成为天主教徒二十多年之后，他仍然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一度，他表现出一个人天性里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在法国路易港，他独自一人转悠，观察每一样新奇之物。他用借来的纸张画下法国人的交通工具──公共马车，他甚至拒绝傅神父离开路易港的要求，说他要以乞讨为生，用自己的双脚周游法国。与他异想天开的梦想相比，胡若望最让神父头疼的是他对欧洲人生活礼仪的挑战。在旅行期间的公共马车上，他随时可能开车门跳下去，在法国的马路上奔跑，瞧任何新奇的东西。就餐时跑到禁止入内的厨房，结果引致厨师们的不满而动手。

究竟是谁出了问题？胡若望，还是傅神父？

史景迁在这本书里，把巨大的中西文化鸿沟缩小到日常生活中。胡若望被傅圣泽和其他欧洲人视为精神病患，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不合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这些吃饭和讲话的差异造成的鸿沟之深以致于胡若望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两年半时间。“由于既无好身材，又无动人的、表面胜于他实际处境的面孔，他看上去更像个深受饥饿折磨的流浪者或叫花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知文识字的中国人。”

“他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胡若望问来“解救”他的另一位神父。他原本是要帮傅圣泽神父抄写中国典籍，以期西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何以美好的交流期望最终却演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可悲故事？

（三）

胡若望的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似乎是一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天问”。“他们”，语言、文化不同的异族人，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国度，拿走我们的财富，改变我们的生活？打碎我们的梦想？挤垮我们的手工业？我们的皇帝陛下说了：“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1960年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若干年后，他将成为法国掷地有声的中国专家。

  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后来写了《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所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他把胡若望访欧之后70年发生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看作是一个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惋惜这次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却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佩雷菲特质问交流是否会消除我们自身的特性，是否会导致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是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忠于自我和对人开放之间可以作出一种和谐的综合？胡若望的故事说明，不仅是中国人，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对异文化有一种内心深处的不信任。作为一个皈依天主20年的传道士，他仍然得不到同为上帝子民的兄弟们的认同，仅仅因为他举止不合礼仪，被强制送入了疯人院。

不妨再进一步发问：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深度交流是有可能的吗？学者刘禾2004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她提出的一些观点，譬如在“一个大的全球结构性关系”中来考察清朝政府的所作所为，恐怕就不能仅仅用一句“大清国闭关自守”就能够一带而过的。她从通商史、贸易史和殖民史的角度分析清朝晚期的政策指向和统治者的心理，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马戛尔尼事件发生时，乾隆应该知道印度已经被殖民，“因为实力弱，而且他们看到了印度亡国，自己不想完蛋，只能这样。有人说，不闭关自守是不是就好了？未必，甚至可能跟印度差不多。”

交流当然是好的，但那种冀望于交流所带来的深度理解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思想模式和行动模式带来的差异即使没有太平洋那么宽阔，也足以让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变成聋子和哑巴。那种以为让别人多了解我们，或者我们完全按照他们规则行事就一定会实现平等交流的看法，如今看起来也显得过分乐观。

佩雷菲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十分严厉而准确。他称之为“那喀索斯的悲剧”。在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中国人习惯了摆脱千年来的骄傲情绪，“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么做”。但一如他所言，中国人的基因里带着乾隆时候的遗传基因，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自己文化好的一面，怀抱开放的心态，形成一种有效的文化生态系统，对他人的全情拥抱是否就可以实现完美的理解呢？！那种认为全球化就能带来和平、无障碍文化理解的看法看起来似乎太过一厢情愿。毕竟文化的差异性，既是数千年来基因不断复制的结果，也是现代财富的巨大来源……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史景迁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