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沉寂已久的福州港口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中国内乱切断了传统的华南、华中贸易线路。于是，驰名世界的武夷茶从武夷运至福州，然后外销至英国。伦敦的头春新茶比从前提前了两个月，新茶首市自然身价培增。

1868年，卢公明心情颇为矛盾地从北方赶回了福州。

早在他还在奥本神学院读书之际，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长满茶树的中国去传教，去解救那些可怜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他知道，在中国，即使是最穷之人，也有自己的茶。茶，是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如今卢公明却退出了美国美部会传教活动，成为了美国琼记洋行从事茶叶贸易的一名翻译。

一．开辟新茶路

18年前，卢公明来到福州，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堪称最成功的传教士。甫到福州，他就在南台郊区售卖传教书籍而颇有声名。数年之中，他编写、出版的传教小册子达二十余种。福州首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信徒，也是他所办学校里的学生。那时候，他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像饮茶一般，把信奉上帝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将是上帝福音传播者何等的荣耀。

事实上，卢公明来到福州的这十几年，恰恰是福州开埠历经十来年的沉寂之后，茶叶贸易终于开辟了新商路，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茶港。

18世纪以来，饮茶成为一种国际性的风尚。尤其是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长。茶叶来到英国之际，正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之时。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金：茶叶帝国》一书里认为，中国茶叶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可以说，茶叶不仅形塑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饮茶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靠贩运胡椒发家的东印度公司转而从事利润可观的茶叶贸易，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尤其是产自福建武夷山的红茶，在英国就是茶叶的代名词。但在1840年之前，清帝国实行海禁政策，一切对外贸易只能通过广州港口。武夷茶输往欧美的中转站便是广州。

在崇安县的武夷山麓，每当茶季来临，那些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再运至通商港口。包装在箱子里的茶叶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1-2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60天。

这些珍贵的茶叶，在路上运行如此之长，自然提高了运费，每一百斤运费就是三两六钱五分银子。再加上沿途有七个税卡，到了广州，还要贿赂海关，英国还有茶叶税，每磅三钱七分五厘，所以武夷茶在伦敦出售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好多倍。1

早在卢公明来到福州前十几年，英国人已经试图进入神秘的武夷茶区。1832年，英国船阿美士德号进入闽江口，侦察福建沿海。这次航行的指挥官、英商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发现，如果在福州直接贸易，仅运费一年就可以节省60万两。他们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返程。两年后，郭士立再次与英国鸦片商人戈登乘小船沿着闽江进入武夷茶区。这次，他们如愿以偿了解到传说中的茶，包括种植、加工、病虫害和销售等环节。戈登还亲自在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一年后，他们再次前往茶区，途中被福建当局拦截。这三次探险和商业刺探所得情报，让英国人了解到福州独有的经济价值，直接引致福州日后成为通商口岸。

然而，1844年开埠之后，福州的贸易出乎英国人的意料，堪称惨淡。来福州的第一艘美国船，停泊了一个多月，无人前来交易，最后只好把船上的胡椒、洋布减价出售，作为回程旅费。驻福州领事若逊1849年初沮丧地向香港总督报告说：“我再一次担任这个不愉快的任务，向你报告，我们曾经怀着使这个港口成为欧洲商船的常临之地和英国商人驻中之点的希望，仍未实现。……在过去这半年中，没有任何英国商船或其他国家的商船曾经到过这个港口。”2为此，英国对新口岸的商业价值进行了调查，曾经想用福州和宁波交换杭州、苏州和镇江三个内地口岸，最后由于中国反对作罢。

当卢公明在1850年来到福州的时候，外国人寥寥可数，除了几个领事馆人员，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们和商人一样，都是被福州的贸易前景所吸引来到此地。但是道光皇帝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外国人深入到茶区腹地。福州开埠之后，闽浙总督刘韵珂揣摩圣意，暗中做当地商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与外国人做生意。传教士的工作自然也颇不顺利。当卢公明奉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去查看建筑工地时，被当地民众用石头赶跑。

这时，因为上海崛起，武夷红茶转由上海港出口。茶叶被运到江西河口，经水路运至玉山，再由人工搬运到常山，这段路比较好走。再沿钱塘江顺流而下，经杭州至上海。由崇安到上海，全程1840里，24天可以到达，运费和时间都节省了不少。

然而，1853年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到广州的旧茶路和通往上海的新茶路。美国旗昌洋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茶季来临时，派遣中国买办携带茶款到武夷茶区收购红茶，运至福州港出口。恰好福建巡抚也上奏，因为战乱，茶叶贸易收到阻隔，担心那些藉茶叶糊口之人失业生事，请求朝廷暂开海禁。于是，一条新茶路开通了。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8天，这是最合理快捷的一条茶路，大宗红茶沿着闽江直运到福州，出口欧美。

一个世界性的茶叶贸易港逐渐形成。

旗昌洋行的第一次茶叶采购非常成功，到了该年9月，已经有两艘满载着武夷茶叶的船只离港。各国资金雄厚的洋行纷纷仿效。日后卢公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在第二年设立福州代办处（琼记洋行的创始人曾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

卢公明一定曾经亲眼目睹春天福州港的盛景。武夷头春新茶上市之际，无数张挂着白帆的运茶船，从福州港罗星塔下启航。那是英国造船师特地设计的“中国茶叶飞剪船”。这让武夷新茶比从前提前了两个月到伦敦。在茶船到港的第二天，要是伦敦的杂货店在橱窗里没有摆出武夷茶，这家店的生意就堪忧。于是，茶叶的输出量直线上升。1855年是15,793,700磅，1860年就达到了40,000,000磅。在茶季开市之前，大量商业资本流入福州。

二．鸦片与茶

卢公明希望西方教会和基督徒们支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一如他们喜爱香味四溢的茶水一样。他呼吁教会把最好的教士派到中国来。

然而，他的兄弟们派来的、最有力量的并非传教士，而是鸦片，一种致瘾性毒品。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对华茶叶贸易。从1815年起，每年的茶叶贸易就让它获利100万磅以上，占到了该公司商业总利润的90%。东印度公司1758年在广州设立了常驻管理会，一方面大量购买跌价的“冬茶”——每年的贸易季过后，茶叶价格巨幅下跌；一方面签订下一个季度要购买的新茶合约。管理会一般先与行商预定一份买卖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购买茶叶的总值，预付50-80%的定银。而广州的行商也必须将合约上的数额交付后，才可以把剩下的茶叶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预付货款的基础上，东印度公司为了推销英国的毛纺织品，在茶叶贸易中强行将毛织品按比例搭配销售：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行商就得购买一定比例的毛纺织品。藉此，东印度公司堵住那些英国国内对其垄断权的责难，哪怕这些毛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无人问津。

于是，大量的白银被输入中国用来购买茶叶。据估算，在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逆差愈拉愈大，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将其收入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这样，英国人把工业品卖给印度，再通过走私把鸦片卖给中国，中国人则把茶叶卖给英国，英—中—印独特的三角贸易形成了。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额的白银重新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而中国则出现了“银荒”。

当卢公明来到福州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居民有如此多的瘾君子。据他说，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1050万美元，其中500多万元是用来购买鸦片的。红茶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鸦片则是最大宗的进口货。福州的鸦片馆甚至比米店还多。

在他所写的书《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卢公明描述了福州城居民日常生活的变化。在这种“提神醒脑”的鸦片没有输入之前，当地人接待宾客，总是用一杯热茶，或是请客人抽上一口水烟。如果没有热茶待客，那就是主人的失礼。现在，人们经常一边抽鸦片，一边聊天或谈生意。“在上层社会里，请客人或朋友抽鸦片可能已经达到和美国三四十年前请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兰地等传统的待客之道一样普遍了。”

他看到，在福州“吸鸦片这种恶习成为当地人追求财富和幸福的障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福州的鸦片消费和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增长迅速。它所带来的破坏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和可怕。”3因此，虔诚的教徒卢公明写了中文小册子《劝戒鸦片论》。他向中国的瘾君子们推荐了一位高明医者，便是救世主耶稣；这位医生有奇方妙药，就是上帝福音。然而一贯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反唇相讥：要是耶稣能帮人戒除鸦片就拜他，不能革除就不拜他。

卢公明自然无法给出一个有速效的戒烟方子。事实上，他日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做着贩卖鸦片的生意。在1850年代，这家美国商行一直用小船在沿海一代兜售鸦片。

而戈登从中国运回的8万颗茶种，早已经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发芽、生长，幼苗被广泛种植在印度各地，以便确定哪里适宜茶树生长。

三．绿金诱惑

福州茶叶贸易兴盛一度看起来是传教者们的福音。卢公明在日记里写道：“一开始的时候，当地存在着对我们的敌对态度，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偏见和抵触情绪，正在慢慢地减退。”他兴办了格致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他编写发行的传教小册子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商业的繁荣，逐渐改变了福州人的价值观，他们开始追求享受，崇尚财富。就连传教士们的生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卢公明写信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抱怨他的薪水连日常开销都应付不了。他几乎每月都要向同事们借钱，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此外，疾病也时时侵扰着他。他的两任妻子和幼女都先后在福州患病去世。他自己在1868年失音症再次复发。这些，令这位怀抱理想的福音传播者心灰意冷。

此时，福州的茶叶贸易进入全盛时期。到1867年底，福州有15家英国商行，3家美国商行，2家德国商行和1家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茶叶贸易变得竞争十分激烈，风险也颇大。于是，那些长居福州、精通中文并且了解茶叶市场的传教士成了各大洋行青睐的人才。卢公明此时来福州传教已逾14年，他会讲福州方言，了解中国社会，并且曾经实地考察过茶叶种植、制作和生产情况。经过一番痛苦的比较、抉择，他终于决定弃教从商。

“我已接受了福州琼记洋行的邀请，职责是充当译者。从那天起我与美部会的合作就终止了。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声誉代表了我向往一种积极的生活；第二、我喉咙的病况使我无法进行有规律的频繁传教；第三、由于我的学校经营失败，没有任何美好前景。”4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吐露心声：健康问题和传教事业的不理想，令他选择弃教从商。他希望好友了解他是被迫接受这个工作邀请的。他的朋友安慰他，在商业圈里做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这无损于他的价值。

卢公明没有详细记录他在琼记洋行的工作。但通过美国人斯蒂芬·洛克伍德的剖析，我们大概可以还原他的工作概貌。洛克伍德根据琼记洋行的档案资料，写了《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一书。

由旗昌洋行开创的内地采办制度，已经是各外国商行的常规。早春时节，洋行的买办把现钱送到产茶地区。5月初，从福州前往内地贸易区收购红茶（尚需烘培加工）。到夏季晚期再去采办日后作为绿茶出售的茶叶。从6月到9月，茶叶运到福州；采购茶叶的活动持续到夏末。然后琼记洋行在自己的仓库里进行茶叶的烘培和重新包装（也有部分茶叶在集散地烘培）。烘培和包装工作从7月持续到11月。在通商口岸还见不到茶叶星子以前，约有数万美元陆续汇往内地贸易区。以1860年为例，琼记洋行派一位买办携带25万美元，从福州前往内地采购。具体采购计划如下：从福州采办的第一批茶叶，将以38000美元购买白毫1300箱，以13000美元购买乌龙1300箱。如果战争没有引起茶价波动，打算到5月份再拨付25000美元，然后相机行事。

卢公明的工作应该包括随从琼记的福州买办到茶叶产地收购茶叶。在他所写的《英华萃林韵府》附录中，记述了许多茶叶贸易的具体过程。他提到当时福州茶行已经是精细化作业，茶行分工十分细致：看门，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钉箱人……作为当时三大茶市之一（其他两处为上海、武汉），福州销售的最上等红茶如工夫和小种，来自武夷山区；青茶如乌龙和宝春，大部分来自沙县、高桥、洋溪等地；最好的白毫则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等地。在他从商的两年间，福州市场上的茶名多达281种。

这位曾经的传教士于是有机会目睹资本的巨大力量，那是一种远比福音更有吸引力的东西。那些与外国商行订了供应合同的茶商迅速致富。譬如崇安县人邹茂章，以经营茶叶起家，数年家产有二百多万。福建许多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因为种茶而商贾云集，哄然成市。曾经有两位美国传教士前往内地游历，在闵北下洋茶区遇见一群快乐的采茶人。茶农们以为他们是前来采购茶叶的洋商，大为欣喜，当得知他们不过是传教士时，脸上很快就浮现出失望的表情。

欧美对武夷红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叶经济发展。伪茶随之而生。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商人就抗议中国茶商们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叶末掺进茶叶之中。有的茶商则在装箱时没有使用足够的铅，以致到目的地时茶已经受潮发霉。卢公明对此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5

种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伤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1872年，福建省会通商总局特地颁发了一个“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来出口的乌龙、工夫等茶掺入岁末，或用梗黄拌入增重，这种行为导致洋商运回国内亏本。通商总局呼吁茶商们守信用，保护中国茶的声名：“查商贾贸易全凭信实力能近悦远来。本口茶叶一向为货物大宗，自各国通商以来行栈增多生意日盛，自应各整行规公平互市，以期于国驰名信孚中外。”同时，如有奸商样货不符，或制作伪茶，一旦被洋商告发，“定即严拿究办决不宽贷”。

或许是内心深处一直矛盾重重，卢公明对自己在琼记洋行的工作情况记述很少。我们不晓得他薪金多少。但琼记洋行似乎对员工颇为慷慨，十九世纪后期一名上海分行的品茶员，年薪便有5000美元。卢公明的薪水可能不会达到这个数目，但肯定比他当一个传教士时宽裕舒服得多。1873年他因为疾病回国治疗，并在7年后去世。

他无从知晓的是，和他曾经昙花一现的传教事业一样，武夷茶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福州港在19世纪80年代沉寂下去。茶叶“中国制造”垄断地位丧失了──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因为过度采摘，茶树被破坏以及加工过程中粗制滥造的现象，让武夷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更令人惋惜的是，武夷茶叶出口总值的一半，是用来支付鸦片的款项。在故过去二三十年中，福建的茶农和茶商们收入丰厚；然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给福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实力。

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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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

2 转引自郭秀清：《五口通商时期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与兴起》，《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3 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州教育出版社

4 《卢公明日记收稿》，转引自林立强：《茶叶·福音·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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