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晋南（二）

从尧陵出来，我们直驱襄汾县陶寺村。陶寺遗址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 1984年，王文清先生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正式揭露出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前2150年之间。

在一个大坡地上，我们发现了考古队正在一个探方内工作。考古学家冯九生正在清理出土的陶片，有一些陶片上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这个探方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中原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发现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和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复原了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由自东北方向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3《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最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

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是一个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4考古工作者1975年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园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西周成王桐叶封弟，把弟弟叔虞封到唐地（即古唐国）。周成王嘱咐弟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用夏朝的制度治理华夏旧族，尊重戎狄的风俗旧例。叔虞之子给国号为“晋”。

1952年， 考古学家在侯马发现了东周文化遗址，经过七次大规模挖掘，确认了侯马晋国遗址。

可惜的是，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与晋国失之交臂。他们先后到了浮山县和翼城县，沿途搜集了一些陶片。他们又花了一整天时间，从翼城到了曲沃，然后又到了绛州（即如今的新绛县）。汾河在此向西流去。他们逛了各式各样的古董铺子，想了解这一带出土文物的种类，事实证明，不可能从商人那里得到有利于考古工作的帮助。他们又返回到曲沃。一去一回，李济“穿越”晋国，去时走的是侯马北边的一条大道，回来时走到是南边的一条小路，与翼城天马─曲沃曲村晋侯遗址，擦肩而过。

我们真是幸运，搭曲沃文物局局长孙永和的便车，有机会去参观正在兴建中的晋国博物馆。工人们正在清冷的风中忙乎。从已经建起的主干可以想象这个博物馆极为宏伟。1992年，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晋侯和夫人9代共19座大墓和大量的陪葬墓，出土了个性鲜明的青铜器和数以万计的玉器。几天后我们有机会在山西博物院欣赏那些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真可谓精美绝伦，展示出晋的强盛国力和昂扬气质。有些出土文物还可以补足史料的不足。8号墓出土了晋侯稣钟，16件钟上凿刻了铭文355字，记载晋侯协助周天子出征获胜受赏，此事史籍上并无记载。孙局长告诉我们，陪祀的车马坑遗址将会有一个专门的保护厅。那可是现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

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