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3年正月十九日，七岁的陆莘行随同母亲兄长，按照惯例，在祭祀之后摘下新年家里悬挂的神像。在陆的回忆中，那些画像皆是一幅愁苦之状，事实上，那不过是陆家人彼时的心情写照。父亲陆圻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他被牵连到一桩文字狱中，但此时他们皆未曾料到此案牵涉广泛，十数家为之人亡家破。

　　事情源于湖州南浔镇富户庄廷鑨续修明史。宋元以来，汉族士人“国可亡，史不可亡”观念很深，如今明室江山已落入异族之手，如何保全故国历史，是不少遗民们的宏愿。庄廷鑨从明代史家、同乡朱国桢的后人手里，买到朱未完工的《史概》逸本二十卷，发愿要完成这部皇明信史。

　　庄家是湖州大户，家境殷实，他延请当地文人士子共襄盛举，他本人熬夜过度以致双目失明。1655年庄廷鑨去世，书稿稍后完工。父亲庄允诚痛惜爱子早逝，决定用庄廷鑨应得的那份遗产，代子刊刻发行。1660年，《明史辑略》刻印完毕，这部书包括了修订过的朱国桢《史概》和续写部分。按照晚明以来的出版惯例，庄允诚在书的扉页列出了二十一位“参阅”者名单，以增加发行上的卖点。

　　陆圻正是这众多参阅者名单中的一个。此外，尚有查继佐、范骧、吴炎等人。在陆莘行的回忆中，父亲陆圻首先被人告知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一部“抵触本朝”的“秽史”中，觉得不妥，便找到查继佐、范骧，三人出首，告至湖州教谕赵君宋处。然而参考范骧之子的回忆《范氏记私史事》和查继佐的年谱，首先发现三人名列其中的并非他们自己。范骧老友周亮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载有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明朝官员的降表，下面标注是龚鼎孳的手笔。周亮工与时任清朝都察院左御史的龚鼎孳有些交情，不希望老友得罪这位权贵好友，因此竭力劝诫三人向官府检举，从而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官府开始调查此事，赵君宋果真查出十几处悖逆文字。庄允诚一番打点遂得无事。然而，专制权力作恶，往往借助和利用了人的私念和贪欲。前归安知县、因贪腐被革职的吴之荣敲诈庄家未果，便直接到京城向刑部检举。于是，这场“明史案”真正开始了。

　　陆、查、范三姓家人共一百七十六人被逮捕。在狱中，年幼的陆莘行和母亲与诸位婶母诵经不辍，自从父亲被逮捕后，她便开始茹素。此后陆家无事，她归因于神佛护佑。清朝的野史、小说家则归功于查继佐早年相助的一位乞丐吴六奇。六奇此时是平南王麾下战将，愿以身家性命为查赎罪，惠及陆、范两家。海宁查家后人金庸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亦据此传闻，演绎了六奇反清复明的一段异史。

　　康熙二年，即1663年，“明史案”正式结案。庄廷钺、吴炎等凌迟处死；已死的庄廷鑨、庄允诚戮尸示众。编写者、印刷者、贩卖者、购买者、传阅者俱处死、抄家，家属掠卖为奴。人肉横飞，血流成河，天昏地暗，日色无光。惟有查、陆、范三家不但被宣布无罪，反而有皇帝赏赐。

　　此案是满清安定天下后，对明朝遗民采取强硬政策的开端，亦开此后文化残酷专制的风气。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遂以吴之荣告发为由，广为株连，终将“明史案”罗织成一个白骨累累的文字大狱。《鹿鼎记》中说查办明史案乃是奸臣鏊拜所为，而小玄子康熙英明仁厚，赦免了明史一案牵连的众人，不过是小说家为祖先涂抹之词。真正得到赦免的只有出首告发的查、陆、范三家。

　　陆圻、查继佐和范骧，虽然在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逃生，然而他们的心灵却住进了永久的牢笼。此案牵连到那么多人，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宿儒，三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负罪感。查继佐从此纵情诗酒，调教出浙江闻名的女乐；他写的《明书》改名《罪惟录》，措辞亦极为谨慎。范骧经此打击一蹶不振。陆圻当日被移送京城途中，行舟停泊于金山之下，闻听寺院钟声，他许下诺言，如果生还，便当跳出红尘。1668年，他飘然远行，永诀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