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晚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与权力无缘，遑论竞争更多的社会资源以维护个人的利益。

乾隆皇帝十分愤怒。他的帝国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

他虽贵为人君，却被走卒贩夫们议论；他引以为傲的伟大业绩被无情地批判；他信赖仰重过的权贵重臣也一一被弹劾。发生在1751的“孙嘉淦伪奏稿案”，可以说是乾隆朝极有意味的一桩政治案件，然而长期以来却被历史学家们轻忽。

1750年夏秋，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开始在帝国秘密流传。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份直指皇帝和朝臣过失的奏稿出现在十七个内地行省。当乾隆在1751年初秋获悉奏报时，这位沉浸在好大喜功政治趣味中的皇帝大为震怒，他亲自监督各省严查，务必拿获撰稿首犯。最终有上千人因此案被缉捕，而因查办不力被降职甚至革职的督抚大员们亦有十几名之多。

如今我们已无缘得识伪奏稿的内容。1752年三月结案后，乾隆下令销毁伪奏稿钞本，不但官修史书不载，便是私人文稿，一旦被发现，亦会引致杀头之祸。如此这般文网密织，以致竟无一存留。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此案各地大臣的奏折和乾隆所发上谕有数万字之多，这些档案可以局部还原十八世纪的一桩传播学奇迹图景。

首先，伪造奏稿者选取了一位理想官僚的典范孙嘉淦。孙在雍正年间以直言敢谏不畏权贵而朝野知名。在乾隆即位之初，他便上“三习一弊”折，劝诫年轻的皇帝不要沾染“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讳”的习气，不要生出“喜小人而恶君子”的弊病。因此，晚年孙嘉淦声望愈加显著。事实上，早在乾隆初年，京师便有传言孙嘉淦弹劾朝廷几位权臣。如今竟然发展至万余言，而且矛头直指皇帝。不过，显然在秘密传抄过程中难免错讹，这位孙先生就被安上一个他从未担任过的职务“工部尚书”（案发时他正担任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正如勒庞说的那样，对于群体而言，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于是，伪托孙嘉淦之名，这份秘密奏稿四处流传。

我们从档案里可以看到，做生意的商人是这个秘密网络的关节点。乾隆在七月份接到云贵总督的密奏首次获悉这一案件时，正是一位去云南做黄连生意的客人传播直贵州安顺府。湖南巡抚拿获的犯人罗布曾则是一位随路随卖的帽商。其他各省传播，也多是经粗通文墨的商人之手。而卷入此网络的人则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上至二品提督、道员、守备、总兵、知县，下至巡检、千把总等中下层官吏，一般民众，在商人之外，生员、乡绅、屠户、伙计，甚至是方外之人、西南土司也传抄这份伪奏稿。旗人中亦不乏传抄者。

帝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伪奏稿传播中，有人甚至抄上几十份送人览阅。犹如今日的微博转发和评论，有些传抄者竟然像模像样地伪造乾隆朱批，以使这份奏稿显得更为真实可信，而另外一些省的传抄者则在旁边添加批注，表达个人的政治见解。若这份伪奏稿尚存于世的话，必定还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

这个秘密网络像疫病一般蔓延传播。不过，传抄、览阅者并不都带有各自的“IP地址”，他们如流入大海的溪流，分流、汇合，或者中途改道。在十八世纪的帝国，要想彻查源头，理清每一条线索，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乾隆皇帝以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决意查个水落石出。他接到奏报后，八月初五便命令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等省督抚秘密访查。此时，他尚以为这是局部作案，只需秘密运作，不日便可以翦灭。然而，各地发现伪奏稿的报告纷至沓来，案件已经无法掩饰，于是索性公开查办。对未发现案犯的大员，他反责问各地皆有，为何此地独无！

显然，在帝制晚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与权力无缘，遑论竞争更多的社会资源以维护个人的利益。这可说是伪奏稿秘密网络诞生的民众心理土壤，而伪奏稿出笼的直接原因，恐怕正是1749年乾隆下旨要在两年后的正月巡游江南。各地官员为邀宠或自保，唯恐接待不周。于是便有拆迁御路、和运河沿岸民房等扰民之事，拆迁款则少得可怜，瓦房一间一两，草房半两，百姓在城墙根儿搭建窝棚，也被赶走流离失所。伪奏稿案正是彼时社会群体感情对此的“激烈”回应。

要在几十年后，乾隆才会意识到自己当日南巡劳民伤财，是“失德”之举。此时面对伪奏稿指斥南巡，这位骄傲的皇帝视作是自己过于仁慈的结果，以及君权失控的先兆。对帝国“失序”的恐惧，使得缉拿伪奏稿案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追查运动。运动之中，严刑逼供，冤案迭起。御史书成眼见此案株连太广，上奏恳请释放已抓获人犯，再行细细访查。这样恳切的建议竟被乾隆怒斥为“丧心病狂”，书成亦被革职服苦役。

然而，这桩事关“大清国体统颜面”的案子，最终还是以两个传抄者作为“首逆”替罪羊凌迟处死，而草草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