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但凡头脑清楚之人，都明白迟早有一天，一场大规模起义将在中国发生。至于起义将发生于何时何地，则无人可以准确预测。但是，一则谣言最终激发了发生在武昌的一场兵变。

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众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中秋节。此前，武汉三镇风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像13/14世纪的汉人那样，秘密联合起来准备“中秋节杀鞑子”。

省城市面萧条。“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1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在10月5日写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件中说。

一．制造炸药的人

此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各地商办铁路将逐步收归国有。六月，湖北省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激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 年初才创刊的《大江报》亦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2。甲午战争以后，十几年来社会精英对新中国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事件看起来不可避免。

这年7月20日，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将湖北陆军十六协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开往四川，镇压四川保路风潮。如此，武汉守备空虚，人们藉着庆贺中秋，传播着城内将要发生大变，谣言越传愈盛。对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装打扮，或者剪掉辫子之人，人们投之以怀疑的目光。担惊受怕的武汉市民们害怕自己仅有的一些家产毁于战火，纷纷把家具器物搬迁到了乡间。3

政府亦如临大敌。湖广总督瑞澂命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刀店须取得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刀店售卖的刀具要刻明牌号。凡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瑞瀓还命令各兵营提前一天庆贺中秋节，以防止士兵们在预定的起义日期离开营地。

此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一万七千多名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 “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别炸死。”4 一年后，成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的革命党人刘公回忆说。这两个激进的革命团体，在武昌开了多家旅社，作为联络点，在汉口租了密室，制造举事所需的炸药和旗帜。

中秋节总算过去了，革命党人并未如传言般举事，尽管新的传言说革命党人还是要在十几天后起事，但武汉总算是喘了口气。

突然，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了，武昌城内的空气再度绷紧，犹如拉满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弄堂里，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据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记载，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邻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这起爆炸事件可谓非常偶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据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而当时炸药威力颇大，墙壁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剧烈震动，为何刘同却没有受伤？5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孙武用瓷匙和炸药，由于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结果浓烟如雾，声出如雷。孙武在手稿里也说是自己调药过急引发轰燃。

二．“剪辫者死”

孙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救治，俄国租界巡捕逮捕了刘同等三人。最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党起义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革命党面临着一个抉择。孙武等人猜想名册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马上交给政府，政府很可能会按照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约有二百多人。而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恰好于此日回到武昌。他带来同盟会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但那颗爆炸了的炸弹让大部分革命党人极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定在午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不过，送信的革命党人到达南湖炮队的时候，士兵们早已就寝，信号炮从未发出。

此时，一则内容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在新军中流传。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证明，瑞瀓选择了一种较低调的处理。警察并未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团的集会地点。蒋翊武和其他人刚开过会的武昌机关部也不能幸免，刘复基等三人被捕。

对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个革命党人的处理很能说明瑞瀓的心态。他不想扩大事态。尽管指挥巡防营的首领满人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但当其他新军军官建议毁掉花名册，避免激发更大的冲突时，瑞瀓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天晚上，瑞瀓和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在督署连夜会审被捕的三位革命党人。经过简短的严刑逼供，黎明时他们就被处决。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应该继续审问，套取更多的党人口供。6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前一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泄密，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到现场采访。“事实上在汉口的欧洲人直到看了报纸上的简短报导后，才知道此事，而且早晨好像没有人认为他们读的消息有多么重要。”7然而，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这个谣言，因为被处决的三位革命党都剪掉辫子而显得颇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没有长辫（他的家便是武昌机关部），这更增加了谣言的真实性。

这一天的武昌城，城门紧闭，到了十点钟才开放汉阳门。苏古敦继续发电报给总税务司。他报告安格联，因为戒严，书办十一点半才到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所谈话题都是革命党人。办公室有三个人没有辫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苏古敦很替他们担心。另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田姓办公人员，已经遭到巡捕盘问。他还报告了他听到的传闻：本地学校里的没有辫子的人，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

三．“捕杀汉兵”

在大风中飞播的谣言，刺激着新军中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这年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面的那个象征物。尽管瑞瀓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以避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但是10日凌晨的处决行为，加深了在变乱时刻的恐怖气氛。政府将继续杀人，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可能遭遇大规模报复性的恐怖在新军中蔓延，甚至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8

10日这天，瑞瀓电奏朝廷，武昌已经不动声色地拿获了“革匪”三十二人，他成功地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他的报告获得了北京的表彰。毫无疑问，瑞瀓对自己的报告也拿不准，武昌、汉口并不安谧。但出于帝国官员一贯的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他还是汇报说尽管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前一天《汉口中西报》“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瑞瀓和革命党人打的是一场攻心战。

事实上，在辛亥年，人心是个关键词。这一年，政治谣言满天飞。陕西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在武汉地区，民间也传唱“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这样的歌谣。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产，已经到了绝峭之境──激发了中国传统的“天命”预言。天命可是中国人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的命运定律，它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唤起人们的激情，忘记恐惧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革命党也在一片混乱之中，孙武在医院养伤，蒋翊武为躲避搜捕逃窜，刘公藏匿汉口。文学社约定午后以吹出操号为信，武装发难；孰料，当局侦知之后命令各营不准发号。举事计划再次流产。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 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大清洗中丢掉性命，意识到投入叛乱比丢掉性命更合算──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

于是，一则谣言经过奇妙曲解简化之后，进入新军士兵们的大脑，然后演化为行动。黄昏时刻，当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查哨时，发现有两人携带武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他指责那两人要“造反”时，造反真的发生了。企图弹压的军官都被击毙或打伤，此时，共进会员熊秉坤放枪为号，集合部队，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哗变的官兵们纷纷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队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城北的二十一协混成协工程营和辎重营响应起事，涌入城内。

这天，立宪派人士张謇正好到湖北筹办大维纱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新成立的“宪友会”（会员有梁启超、孙洪伊、谭延闿、汤化龙等人）是旧精英、新绅士。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民众支持的基础。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让他们感到被清廷出卖了。张謇公开说，这个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谈完生意的张謇乘船东下。长天尽于低野，浊流滚滚，激起一江浪头，船行江中，犹如枯叶在空中飞舞，只见远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

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入督署，瑞瀓从后墙挖洞逃走，在张彪护送下逃到军舰上。革命军宣告武昌光复。上午，革命党人寻到了二十一协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拥他到楚望台，然后至谘议局，成立湖北军政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改行黄帝历纪年。有人认为：“黎元洪的被选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继续分裂的产物，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十月十日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最机灵可行的一着。这些兵士，对革命领袖并无忠诚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认识的军官的领导。”9

这天，黎元洪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安民告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他的声名现在已经传遍了世界。“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他提醒国民，如今，革命开始了，以血还血的时候到了，“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他承诺革命军将严守军纪，并呼吁士农工商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

他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这是1911年的时代最强音。与此相应，同时发布的皇帝谕旨不但老生常谈，而且软弱无力。清廷许诺宽宥一切政治犯，并准革命党人组党；他提出稳定胜过一切，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其心可诛，他们“意在离间满汉，檄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他一心以国家强盛民生康乐为念， 皇帝说，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安稳；他告诫臣民，革命会让他们流离转徙，死亡枕藉，四民失业，全国恐慌。

但在此时，甚至较为保守的改良派也不再支持这个腐烂至极的政权。此时收拾人心，作为舆论领袖的绅士们，已经拒绝合作，甚至转而加入了革命党阵营。“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别处也可能闹起来。”苏古敦在11日的电报里预言。

当晚，满清皇室亲贵聚在庆亲王奕劻府邸，面对王朝信用彻底破产的现实，商议对策。他们彻夜未眠。

刊于《看历史》8月号，“小道消息：影响中国的谣言”

注释：

1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

2 《大江报》，1911年7月26日

3 《汉口中西报》，1911年10月8日，10月9日

4 《华中邮报》，1912年1月15日

5 朱纯超、蔡树晖：《宝善里机关炸弹史实考》，《华中师院学报》1982.5

6 黄岭峻：《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

7 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8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

9 同上